德国经济正在经历一轮深度调整。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表示，德国经济形势在某些领域“非常严峻”，并强调2026年应将提振经济置于优先位置。
作为欧盟经济“压舱石”，德国走势不仅关系本国就业与民生，也将影响欧盟产业链布局、财政空间以及区域经济景气。
问题：增长乏力与工业承压并存。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5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速仅约0.3%，明显低于此前一个十年的增长水平。
2023年和2024年连续出现技术性衰退，经济恢复基础薄弱。
工业领域风险抬头，2025年工业企业破产数量超过1600家，创近12年新高。
自2019年以来，制造业岗位减少约40万个，“去工业化”担忧加剧。
多重指标表明，德国传统依靠高端制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正遭遇瓶颈。
原因：外部冲击与内部结构矛盾相互叠加。
外部层面，自2018年起全球贸易摩擦升温，关税壁垒与政策不确定性上行，直接削弱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工业订单与投资预期。
地缘冲突加剧后，德国加速调整能源进口结构，能源价格显著抬升，长期支撑其出口竞争力的“相对低成本能源+高端制造”组合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为增强供应链韧性而推进的多元化布局客观上推高成本，短期难以形成与之匹配的产出增量。
再叠加新兴经济体在新能源汽车、绿色技术等领域快速追赶，德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空间被压缩，竞争逻辑发生变化。
更深层的压力来自内部结构性矛盾。
一是基础设施“欠账”拖累潜在增长。
交通、电网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加之审批周期偏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项目落地效率下降，区位吸引力受到影响。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劳动力约束。
“婴儿潮”一代集中退休导致劳动供给收缩，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扩张的现实瓶颈。
官方预测显示，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之比将降至2.1∶1，意味着社会保障压力上升与劳动力市场紧张将长期并存。
三是绿色转型的成本在部分行业集中释放。
德国在欧洲较早推进弃核、退煤，能源密集型产业在成本波动中更易出现减产、外迁等行为，产业链稳定性受到挑战。
四是财政规则与公共支出结构的矛盾凸显。
近年来德国以扩大公共支出、强化社会福利等方式对冲危机，但在“债务刹车”规则约束下，财政空间有限，支出结构调整难度增大。
2008年至2024年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上升至近50%，社会福利占比与公共部门规模扩张并行，单位劳动成本累计涨幅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在全球减税竞赛背景下，德国企业税负仍偏高，进一步影响投资吸引力。
影响：德国“转身难”牵动欧洲经济与产业格局。
短期看，工业下行与投资谨慎将抑制就业与居民预期，进而影响内需恢复。
中期看，若能源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难以有效下降，制造业外迁风险可能上升，影响德国在欧洲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外溢层面，德国经济疲弱将拖累欧盟整体增长，影响欧洲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定价权与技术优势，也可能在财政协调、产业补贴与转型路径等议题上引发更多博弈。
对策：以系统性改革重塑增长条件。
面对压力，德国政府在2025年提出一揽子举措，力图从供给侧改善投资环境与企业预期。
其一，寻求突破“债务刹车”约束，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专项基金，重点用于交通、电网与数字基础设施现代化，以期降低长期成本、提升全要素效率。
其二，降低能源相关支出，包括取消天然气储存税、下调电网使用费，并为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长期优惠电价，缓解成本冲击。
其三，推出约460亿欧元减税计划，引导企业加大在数字化、绿色技术与先进制造领域的资本投入。
其四，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拟以更具激励性的“基本保障”机制替代原有“公民津贴”，提升劳动参与率与岗位匹配效率。
其五，组建联邦数字事务和国家现代化部，试图通过治理体系优化与流程再造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企业获得感与政策执行效率。
随着改革推进，德国经济在2025年下半年出现阶段性回稳迹象，但工业回升的持续性仍取决于外需、成本与投资信心的共同修复。
前景：复苏可期但“再平衡”决定成败。
德国经济走出低谷需要时间，更需要在多目标之间找到新的均衡点：既要在财政纪律与必要投资之间形成可持续安排，也要在绿色转型与产业竞争力之间实现成本可控的路径选择；既要守住社会保障底线，也要提升劳动力供给与创新效率。
下一阶段，基础设施现代化与电力系统升级将成为提升生产率的关键抓手；对外则需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贸易环境中增强产业链韧性，拓展多元市场与技术合作空间。
若改革落实力度与政策协调性增强，德国有望逐步修复制造业竞争力并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反之，若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增长低位徘徊的风险仍将存在。
德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具有超越国界的示范意义。
正如上世纪"2010议程"改革曾为欧洲复苏提供模板，当前这场涉及能源结构、人口政策和产业体系的全方位变革，不仅关乎德国能否重拾竞争力，更将检验发达工业国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适应能力。
其经验教训或为面临类似挑战的经济体提供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