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实现5.0%的增长，显示出较强韧性；但也要看到，传统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边际效应递减，消费潜力释放不足、部分行业低效产能挤压资源、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仍需突破，金融体系对创新与转型的适配度有待提升。如何在稳增长的同时培育长期动能，成为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原因——与会人士认为，经济发展条件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一上，人口结构、城镇化阶段、居民需求层次等因素推动需求结构升级，消费对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技术迭代加速，要求供给体系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方向迈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增长动力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和创新驱动的关键阶段；我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消费不足具有结构性特征，亟需通过改革举措加以矫正。 影响——消费偏弱不仅影响短期需求，也会制约企业预期与创新投入，进而影响产业升级速度。另外，资源错配与低效产能退出不畅，会压低全要素生产率，拖累新旧动能转换。论坛嘉宾强调，制造强国的内涵并非单纯追求制造业比重上升，更重要的是形成与先进制造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在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环节增强供给能力，以此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 对策——多方建议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强保障”协同发力。 其一，把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更多放在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上。刘世锦建议，既要扩大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要适度提升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水平，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进口，并稳步提升人民币支付结算的便利化与覆盖面，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供需匹配和产业升级。 其二，把缩小分配差距与扩大消费结合起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表示，推进内需扩张绕不开分配结构问题。要把“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更好结合起来，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夯实消费基础，重点补齐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基本住房等领域短板，缩小城乡差距与群体差距。更重要的是，在收入差距、消费差距背后着眼于缩小能力差距，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可持续的人力资本动能。 其三，以更大力度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低效与无效产能有序出清。与会人士认为，退出低效产能既关系企业竞争力，也关系资源要素流向新产业新赛道，虽然难度大、牵涉面广，但对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供给质量具有基础性意义。 其四，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创新融资中的关键作用，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增强发展获得感。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认为，资本市场不仅反映经济运行，更能推动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当前应推动资产端、资金端、制度端的系统性改革：在资产端优化上市公司结构，提高科创型、高成长性企业比重；在资金端引导中长期资金有序入市，改善投资者结构；在制度端健全法律与规则体系，提升透明度与可预期性，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维护市场“三公”原则。 前景——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与持续增强的创新能力，为塑造增长新范式提供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随着一揽子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消费潜力有望在收入分配优化、公共服务改善和预期稳定中持续释放；产业升级将在科技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中加速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将为创新企业提供更顺畅的融资渠道，为居民财富管理提供更丰富的制度化选择。多重动力协同，将推动经济在“向新”“向优”轨道上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
构建新发展范式需要持续推进改革创新。从扩大内需到产业升级再到资本市场完善，各环节相互促进。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多维度改革激发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