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否决权争议加剧安理会“行动难”与“信任赤字” 近期一场国际论坛上，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就联合国安理会运行现状发声，认为在部分重大冲突和热点问题上，否决权的使用导致决议难以形成，安理会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威与公信力受到影响。她表示，否决权在极端情况下被动用，会使安理会陷入立场对立、行动受阻的困境，进而放大国际社会对“规则是否一视同仁”的疑虑。对应的言论与新加坡外长维文此前关于“否决权不应被滥用”的表态相互呼应，体现出中小国家对安理会代表性与有效性的持续关切。 原因——安全焦虑与制度诉求叠加，推动中小国家更积极介入全球治理 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在国际制度议题上表达关切，既与其一贯强调多边主义、国际法与规则秩序的外交传统有关，也与其现实安全与发展利益密切相连。新加坡地处重要国际航运通道附近，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海上运输与全球供应链稳定。近年来，受地缘冲突外溢、红海及周边航道风险上升、关键通道安全不确定性增强等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成本与风险波动加大。对新加坡而言，国际安全治理的失灵不仅是政治议题，更与贸易、金融、能源和民生高度相关。 同时，联合国体系中“代表性不足”问题长期存在。随着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影响力上升，要求增强安理会包容性、提高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参与度的声音趋于集中。新加坡此番表态也被视作对更广泛改革诉求的呼应，尤其是在印度、巴西等国家持续呼吁提升话语权的背景下，中小国家希望通过制度性渠道减少在大国博弈中的被动性。 影响——改革呼声上升与大国分歧并存，全球治理面临“效率—合法性”双重考验 安理会改革涉及权力结构调整、程序安排变化与责任分担重塑，牵涉广泛利益格局。当前一些国家与国际舆论强调，若安理会长期难以在重大危机上形成有效行动，将更削弱其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核心机制的权威，进而影响联合国体系整体凝聚力。 但也有观点指出，否决权并非单纯“特权”，其历史形成与现实运作与二战后国际安全架构相互绑定。常任理事国普遍认为，否决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确保大国不被迫卷入其不接受的集体行动的“安全阀”，也是维持安理会决策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在现实政治中，安理会对抗性上升与国际冲突加剧相互叠加，使改革议题更易政治化、阵营化，进一步增加共识形成难度。 对策——在扩大代表性与提升行动力之间寻求可操作路径 多名国际问题研究者认为，推动安理会改革需在“可行性”与“建设性”之间把握节奏。一上，应联合国框架内继续就扩大成员代表性、提升地区平衡、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度等议题开展对话，逐步积累政治共识；另一上，可探索程序性改良路径，例如大规模人道危机等特定情形下推动否决权自我约束倡议、强化安理会与联大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安理会工作透明度与问责水平，以在不触及根本性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提升运行效率。 对新加坡等中小国家来说，在倡议改革过程中，清晰阐释主张的制度目标与适用边界尤为重要。国际社会也关注，中小国家在批评否决权滥用时能否在不同热点问题上保持一致标准，避免被外界解读为“选择性发声”。只有在原则立场与政策实践之间建立稳定一致性，改革倡议才更具凝聚力与公信力。 前景——改革将是长期过程，中小国家影响力或以“议程塑造”方式渐进提升 总体看，安理会改革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的难度仍然较大。结构性改革需要成员国尤其是关键国家形成高度共识，而当前国际格局分化加深、战略互信不足，使谈判空间更趋收窄。与此同时，围绕改革的讨论不会降温：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跨国安全风险上升以及国际社会对危机治理效率的迫切需求，将持续推动各方在联合国平台上寻求制度改进。 可以预见的是，中小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大国主导的决策现实，但其影响力可能更多体现在议程设置、规则倡议、跨区域协调以及推动“程序性改良”上。通过联合立场、政策倡议与机制建设，中小国家有望在全球治理中逐步获得更稳定的制度性空间。
新加坡的外交实践折射出国际秩序变革的复杂性。安理会改革需要在历史与现实间寻求平衡。该漫长进程中，中小国家的努力虽如涓涓细流，却可能最终汇成改变潮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