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所：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亟待强化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关键阶段。然而，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仍是制约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层矛盾。上海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同样面临此结构性挑战。司徒国海委员指出，尽管上海在部分前沿领域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但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与国际顶尖科研水平之间仍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这一判断既是清醒的自我认知，也是推动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出发点。 二、原因分析：经费结构失衡，科研导向偏重应用 长期以来，国内科研资源配置表现为"重应用、轻基础"的结构性偏差。企业和地方政府在科研投入上倾向于短期可见成效的应用研究，而对周期长、风险高、回报不确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相对不足。，科研人才评价机制尚不完善，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缺位，导致部分优秀科研人员难以沉下心来从事根基性研究。此外，产学研协同机制尚不顺畅，企业的真实技术需求未能有效转化为科研选题方向，造成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影响层面：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安全面临隐患 基础研究的薄弱，直接导致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频发。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中，部分关键底层技术长期依赖进口，一旦外部供应链出现波动，便可能对国家产业安全构成威胁。司徒国海委员所在的激光技术领域，正是这一矛盾的缩影。上海虽已研制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超强激光装置——羲和激光装置，其峰值功率高达10拍瓦量级，瞬间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全球电网总功率的数千倍，聚焦后的光强足以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宇宙极端物理环境，显示出强大的科研实力。但这一成就的取得，恰恰说明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坚持自主创新的路径是正确的，也深入凸显了系统性布局的紧迫性。 四、对策建议：三管齐下，构建产业导向的基础研究新格局 针对上述问题，司徒国海委员提出了系统性的应对思路。 其一，聚焦关键底层技术，筑牢产业技术底座。上海提出到2030年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15%左右，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用好增量经费的关键，在于精准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根基性技术，避免资源分散，防止投入停留于应用层面的表面文章。 其二，精准遴选并长期稳定支持科研人才。人才是基础研究的第一资源。应建立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的人才培养机制，将重大科研任务与学科建设、青年人才成长有机结合，形成"以项目育人才、以人才促创新"的良性循环，避免人才培养与科研实践相互脱节。 其三，大力推广企业出题、产业导向的基础研究模式。鼓励企业将真实的技术瓶颈转化为科研命题，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产业实际需求开展攻关，使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破解"卡脖子"难题。与此同时，应运用国有资本的耐心资本属性，为周期较长的基础研究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弥补市场资本短视性的天然缺陷。 五、前景展望：制度创新与科研突破联合推进，上海有望形成示范效应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上海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系统性布局，不仅关乎自身科技创新能级的提升，更具有面向全国的示范价值。若能在经费投入机制、人才评价体系、产学研协同模式各上率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将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科技自立自强不是一时之功，关键在于把"长期主义"落实到投入结构、人才生态与组织机制之中。面向2030年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的目标，既要把资金投得更准、把人才留得更稳，也要让产业需求更有效地进入基础研究的源头环节。以更厚实的底座支撑更高水平的创新，才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