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秋天，我从老山前线回来，浑身带着硝烟味，兜里揣着个二等功勋章。我当时是正营职转业，按政策能进市局机关，财政局也抢着要我。安置的领导看我是功臣，专门找我谈话。我没选那些风光的岗位，指着地图边上四十公里远的第二看守所说去那工作。领导推了推眼镜问我确定吗？那地方管重刑犯，条件特别差，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敬了个礼，回应得特干脆。我以前是侦察兵，钻山沟这种事最怕。在山沟里我心里挺安稳。 转业后的头几年，我在战友圈里成了反面典型。在老外事科的小王穿着的确良衬衫，出门有轿车接送。去财政局的小陈整天聊分房和进口家电。我天天骑大金鹿自行车在山路上颠簸，办公室是间阴冷的砖房，对面就是高墙电网。1988年战友聚会，大家在大饭店喝酒。小王喝多了拍我肩膀感叹说：“爱国啊，你那二等功是白立的。在那种鬼地方待着，这辈子没啥指望了。你手都老茧满了，哪像个干部样？”我笑了笑没吭声。 他们不知道这几年我在看守所没喝酒也没打牌。我跟着管教民警搞准军事化管理，还用侦察兵那一套心理分析去做审讯感化工作。连着三年都没出过安全事故。我还找到了好几个积压多年大案的突破口。到1995年形势变了。那阵子社会治安复杂，市里急需要一批能带领强硬队伍、有实战经验、政治过硬的干部去当政法领导。很多在机关过得安逸的战友有的经不住诱惑出了问题，有的长期不碰一线案子连基本的刑侦布控都说不清楚。 在选拔那天市委组织部和省厅一起考察条件特别严：要基层实战五年以上、立过二等功、艰苦岗位表现突出。查了一圈发现档案里最牛的是在深山守了十年的傻子李爱国。我从看守所所长变成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后老战友圈都炸了锅。任命下来那天小王来找我看着我满眼落寞说：“以前觉得你爱国是在受罪，现在才懂你是在为自己筑城河啊。”我不指望儿子有多少钱权富贵只希望他明白个理：人生像种庄稼机关职位像盆景看着好看根没扎深基层像荒地累点但你肯出力根就穿过石缝长成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