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法庭科学的权威如何聚光灯下经受检验。 据外媒报道，长期活跃于美国刑事鉴识与法医学教育领域的李昌钰近日在美国去世，终年87岁。作为在国际法庭与刑侦现场间往返数十年的鉴识专家，他曾参与多起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案件，推动物证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围绕其在个别案件中的证据处理与证词可靠性争议，也再次把“专家证人应如何被监督”“鉴识结论如何被复核”等议题推至台前。 原因——个人奋斗轨迹与行业制度环境共同塑造。 李昌钰193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早年家庭遭遇变故后随家人辗转至台湾，后赴美求学。资料显示，他以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并获得生化涉及的博士学位，随后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并参与大量刑事案件鉴识。其成长经历与职业路径反映出：一上，法庭科学依赖跨学科训练与严格实验方法；另一方面，鉴识工作常处于高压与高曝光环境，结论既要经受科学检验，也要接受法律规则与程序正义的约束。随着媒体传播加速，个体专家更易被“神化”，而“个人权威”一旦与制度监督脱节，风险亦随之累积。 影响——既有物证理念的扩散，也有争议带来的警示。 在公众记忆中，李昌钰多次以鉴识专家身份参与重大案件庭审，强调取证规范、污染风险、证据链完整等关键环节，促使更多人理解“证据并非天然可靠，可靠性来自程序与复核”。另外，争议也不容回避。公开信息显示，在一桩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案件中，联邦法院于2023年就其关键证词作出不利认定，相关当事人随后获得赔偿；李昌钰本人则否认存在不当行为。此外，在其他个案中亦出现对其现场工作方式的质疑。多名法律界人士指出，鉴识意见一旦进入法庭，就不仅是科学判断，更是会影响个体自由与社会信任的法律事实构建，其容错空间极小。 对策——以制度化、可追溯与可复核守住“证据底线”。 业内普遍认为，减少类似争议，关键在于把“个人经验”更深地嵌入制度框架：一是完善从现场采集、封存、送检到出庭说明的全流程记录与追溯机制，确保证据链可核验；二是推动实验室质量体系与第三方能力验证常态化，减少“单一结论”对案件走向的决定性影响；三是健全专家证人出庭规则与利益冲突披露制度，对超出科学可支持范围的表述设置明确边界；四是强化对错案纠正的制度响应，建立更高效的复核、再鉴定与证据再审查机制，使司法纠错不依赖偶然性的“名人翻案”。 前景——法庭科学走向“透明化竞争”，以程序赢得信任。 随着DNA检测、数字取证、数据建模等技术迭代，法庭科学正在从“凭经验的权威”转向“以透明流程和可复现实验说话”。多国司法实践表明，社会对鉴识的期待越来越高，但真正能支撑公信力的，不是个别专家的名望，而是体系化的标准、公开的质证、严格的复核与持续的纠错能力。李昌钰的职业生涯所呈现的光环与阴影，客观上推动公众重新理解：科学服务司法，必须以规则为前提。
法庭科学的意义，在于让事实在规则框架内被看见，而不是让任何个人被无限放大。对李昌钰职业生涯的再审视——既关乎个体声誉的起伏——也指向司法体系如何用制度守住证据、用程序支撑正义。只有坚持科学精神与法治原则并重，才能让每一次取证、每一份报告、每一次庭审质证，经得起时间与社会的共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