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岁末年初，基层迎来年终总结、述职汇报、台账报送等任务集中叠加；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材料名目多、口径不统一、反复要数、层层加码的情况仍未根治：同一项重点工作在不同条线被拆成多套指标，各部门各算“自家账”，造成重复填报、重复汇总。同时，部分总结材料对“创新亮点”“典型经验”的要求偏高，甚至出现工作刚启动、成果尚难评估就被要求“提炼经验”“形成模式”的现象。材料占用了走访调研、服务群众、推进落实的时间，基层陷入“越忙越写、越写越忙”的困境。 原因—— 材料负担反复出现，根源仍是形式主义惯性。一些地方在考核评价上存在路径依赖：把文稿数量、台账厚度当作工作力度的替代指标，把“可展示、可汇报”的包装当成成绩本身。在这种导向下，基层更容易把精力花在“写得好看”，而不是“干得扎实”。此外，多头管理、条块分割也会放大材料需求：指标设计缺少统筹，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上下级信息系统不互通，客观上增加了基层重复录入和人工整理的成本。再加上部分督查检查考核偏重“过程留痕”，让“痕迹管理”成为被动选择，基层不得不以材料来规避风险。 影响—— 一是影响治理效能。材料过载挤压干部下沉一线、解决问题的时间，容易出现“纸上完成”与“现场推进”脱节，基层工作陷入内耗。二是影响干部作风与干事动力。长期在材料循环中疲于应付，会削弱担当作为，甚至滋生“为写而写、为报而报”的不良风气。三是影响评价公信力。当评价更看重“写得怎么样”，群众的直观感受与考核结论可能出现偏差，进而削弱政策落实的针对性与精准性。四是影响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信访化解等工作更依赖现场处置和持续跟进，若时间被材料占用，关键节点就可能推进乏力。 对策—— 为基层减负，制度层面已多次明确方向。从党内法规完善到专项规定出台，再到对重要时段工作提出要求，都对文山会海、多头要材料、督查检查考核过频过滥等作出约束。关键在于把要求落到操作层面，形成可执行、可监督的闭环。 第一，压减材料总量，推动“一表通用、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合并同类指标，明确牵头部门和统一口径，严控临时性、随意性报送。能通过信息系统共享的数据不再重复上报，能通过现场核验掌握的情况不再反复要求出具证明材料。 第二，优化考核机制，突出“实绩清单”与“问题清单”。年终总结鼓励用事实说话，用项目进度、群众受益、矛盾化解、风险处置等结果性指标呈现工作，减少空泛表述和概念堆砌。对确需总结的创新实践，允许“边干边总结、成熟后提炼”，避免把“亮点”变成硬性任务。 第三，把考核触角延伸到一线，坚持“考在现场、看在平时”。通过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网格等场景化走访，观察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组织力、执行力和群众工作能力，减少“只看材料不看现场”的偏差。 第四，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标尺，强化第三方与服务对象评价。将群众口碑、办理质效、投诉信访、回访结果等纳入综合评价，并与组织日常掌握情况相互印证，使评价更立体、更接近真实。 第五，完善监督问责，对“层层加码”“多头要材料”压实责任链条。对违反规定的检查考核、重复报送及时纠偏，对以材料变相增加基层负担的行为严肃处理，确保减负不是停在口头，而是落到实处。 前景—— 从社会反响看，务实表达更容易赢得认可。近期某地年轻村干部用民生实事清单呈现年度工作，因直截了当、具体可感而受到关注，折射出公众对“少些修辞、多些结果”的期待。这也提醒各地：总结不是比拼文采，而是对治理成果的阶段检验；考核不是追求“可汇报”，而是为了促进“能落实”。随着整治形式主义持续深化、数据治理和部门协同不断推进，基层材料负担有望深入下降。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校正评价导向，推动形成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用人和治理导向。
当“维修水渠400米”的朴实记录胜过万言空谈，当群众的笑脸成为最权威的考核表，基层减负才真正触及要害；这场始于材料、归于实效的变化，不仅关乎行政效率提升，更是对“为谁而干”这个根本问题的现实回应。唯有把政策善意转化为制度刚性，才能让干部甩开膀子干事，让群众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