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一篇文章提出要少看中国书，这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疑问：凭什么这么说？鲁迅自嘲说，中国书就像酒一样，看得多了就像酒精伤害肠胃一样伤人。他把这个问题扔回给大家：到底是看中国书还是外国书？不过呢，这个说法也经不起细推敲。 孔子和孟子讲的“仁”、“义”、“兼爱”，这些传统观念能不能和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平共处？这个问题不光是新文化运动时的争论，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有些激进派认为，西方没把宗教给彻底毁掉，照样迎来了民主和科学；中国却必须先把“孔教”给拆掉，才能请进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什么不能把“孔仁孟义墨兼爱”的基因和现代民主制度结合起来？ 有位叫吴虞的人在文章里提到齐桓公、刘邦、臧洪、张巡这些历史名人，他们在历史上都很有地位，但却一个比一个“吃人”。比如齐桓公的大臣易牙为了讨好他蒸儿子吃，刘邦煮父亲给敌人看，臧洪和张巡也杀妾充饥。于是吴虞就说：“孔子的礼教讲到极点就必须杀人吃人……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被拉来当作证据，两篇文章一起被看作是抨击礼教最锋利的武器。 但是风暴之下也暗藏着裂缝：很多记载显示灾荒年大家互相残杀吃东西并不是因为礼教催生的；另外像隋末朱粲、唐末黄巢、五代吕兖这些食人军团大多在体制外活动，甚至像岳飞这样忠诚勇敢的人也曾在泰州割尸喂饱军队。把“吃人”都算在礼教头上未免过于片面了。 再翻一翻《礼记·王制》这本书就能看出儒学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温和得多：首先它有保护生物的“蚁道主义”，天子打猎的时候不会用火去烧田；还有多元共存的治理方式：东边叫“寄”，南边叫“象”，西边叫“狄鞮”，北边叫“译”；再有就是根据耕地限制官员薪水和编制的办法：上农夫养九个人、中农夫养八个人……国家大小决定公务员规模。 美国生物学家华莱士在亚马逊发现一种蚂蚁每天捕食1.8万只蚂蚁，但每窝只取500只避开搬家的蚁群——节制开发的生态伦理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在《王制》中给出了模板。这说明儒学如果要成为一个宗教的话比西方宗教温和得多。 比如《檀弓下》记载鲁穆公想暴晒残疾人求雨，大夫县子琐连拒两次：先拒绝暴晒残疾人求雨；再拒绝暴晒女巫求雨；最后穆公干脆关市求雨。这说明《礼记》既反对暴政也不鼓励愚忠。 《礼记》里的中庸之道确实不错啊！其实阻碍中国发展的不是“吃人”的问题而是宋学之后的保守和空疏以及制度惰性。宋朝之后的儒家把社会当成分子集合体去改良个人就等于改良社会承认现行组织合理结构但是当商业分工兴起自给经济瓦解这套农业伦理就难以适应近代竞争了文化受其指导国家自然会遭遇外侮吕思勉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