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就开始研究石头上的文字，他把这个冷门的话题持续了三十多年。说起这件事，你知道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吗？“与石刻对话”。这次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回忆起三十年前的那个暑假，就说：“自己把一百册《石刻史料新编》翻了个遍，从昆山地方文献里找出了唐氏家族的三篇墓志。”他还提到了自己在1994年发现的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石刻都有‘刻工’二字，却很少有人写他们的故事。”程章灿就决定要给这些“刻工”一个舞台，“我把研究镜头对准这些把笔迹变成刀痕的人”。 程章灿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就对石刻感兴趣了，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石学论丛》，结果出版社都觉得这个研究太冷门而犹豫不决。直到1994年他注意到刻工的故事后，才开始有了转机。2008年《石刻刻工研究》出版了，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程章灿去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考察时，“有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刻着文字的石头”，新华社记者杜笑微拍了下来。这块石头的发现让大家对“石刻文献”这个冷门词有了更多关注。 说起石刻文献，“石头上的文字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口说话了”。程章灿教授对这些话非常感兴趣。他经常去栖霞山千佛岩散步，在那里他看到游客们对着摩崖题刻驻足观看：“1000多年前徐铉、徐锴兄弟在这里以篆书留名；近百年前黄侃与汪东也来到这里写下‘后学汪东、黄侃素治许书’。”这些字迹经历了风霜雨雪之后变得斑驳陆离，但却让后人能“隔空”看到先贤们的对话。 史书可能只记下徐铉是《说文》大家、黄侃是古汉语大师，“但是石刻却把他们的鲜活身份都留下了”。程章灿说：“通过比对碑志与史传，研究者能发现那位不得志的官员在墓志里竟然是一位慈父；纪游题刻还能补史书缺载的行程和同行者。” 有时候同一人的姓名、履历在不同文献里还有出入，“刻石因为是出自当时人手笔”，“所以成为最直接的‘原始仲裁’”。程章灿总结道：“书籍显其隐，石刻显其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博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石刻世界，“最初十年他做的是‘史料学’”，“把散见各地的碑志按类别整理”。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博士毕业，“一头扎进石刻世界”。他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碑林、博物馆搜集资料，“出差讲学、游览风景”，“必先去图书馆翻检拓本”。回到办公室，“再把几千个名字做成交叉联结表”。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为了研究石刻文献跑遍了昆山、扎陵湖等地方，“大海捞针也得捞”，“历史不会自己浮出来”。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提出了“文化石学”的概念：先入乎其中再出乎其外。“汉碑是礼物”，“碑阴题名藏着汉代社交网络”，“拓本像今天的明信片”，“把山水与文字一起寄给远方的文人”。 明清日记、书信里经常出现“得碑拓一幅”、“送拓本若干”，“拓工、碑估、收藏家、学者被同一幅拓片串联成一条文化供应链”。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指导学生用五年时间追踪苏轼一生与石刻的“相遇”，“从杭州的‘苏堤春晓’十景碑到惠州一带的摩崖题名”，“再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前后赤壁赋》刻本”。“苏轼走到哪里”，“就把名字刻在哪里”，“也把文化传播到哪里”。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鼓励公众：“旅行时别只拍照”，“读三行碑文”，“记住一个名字”，“逛西湖看‘苏堤春晓’”，“想想那条堤坝因何得名”，“临摹字帖前”，“先查它的母本是否为碑志”。 三十多年过去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依旧背着相机与卷尺奔走在山川之间。他说：“只要石头还在说话”，“我就会继续倾听。”而更多人开始侧耳倾听这个冷门的话题，“冷门绝学便不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