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海拔多雾荒山如何实现规模造林并长期守护 大雾岭地跨信宜、高州两地，地势起伏大、雾气重、土层薄。早年交通不便、物资匮乏，造林成活率、管护成本、人员稳定性都面临挑战。对林场而言，既要自然条件严苛的山地“种得活”，又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守得住”，还要在林业政策调整与市场变化中“转得稳”，这是贯穿近七十年的核心课题。 原因：从拓荒造林到生态优先，来自人力投入、政策导向与发展阶段变化 1956年林场创建之初，仅有8名职工进山垦植，生活生产靠肩挑背扛，在缺路、缺电的条件下完成基础造林与抚育，奠定了第一代人工林基础。上世纪七十年代，305名知青和伐木场工人加入，形成集中造林力量，推进柳杉等树种的大规模栽植，并在“以林为主、林副结合”思路下探索林下经济、修路建站、小水电等配套，逐步改善林区生产生活条件。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木材需求增长带来采伐压力，林场需要在生产任务与资源承载之间寻找平衡。1991年前后，林场一度被列为“特困场”，工资拖欠、人员外流加大了管护风险，也促使其寻求制度性出路：通过申报省级自然保护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保护优势，争取更稳定的政策与资金支撑。1994年大雾岭获批省级自然保护区，2014年整体纳入广东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展重心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保护为先”，并通过保护区体制提升治理能力。 影响：生态家底显著增厚，区域生态安全与绿色价值同步提升 经过持续造林、封育和管护，大雾岭现森林覆盖率达97.7%，活立木蓄积约59.6万立方米，形成连片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粤西山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撑。对周边地区而言，稳定的森林屏障提升了区域生态安全，也为生态教育、科研监测、生态旅游等提供了资源基础。此外，国有林场在组织化造林、精细化管护与制度化保护上积累的经验，为同类山区林业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对策：以制度约束、科学经营与转型治理构建长效机制 一是以采育平衡强化资源约束。木材生产阶段，林场通过建设加工设施提高木材利用率，并执行“砍一补三”等补植制度，将采伐责任与更新造林挂钩，降低资源消耗式增长风险。 二是以保护区建设推动功能转换。困难时期集中力量完善保护区申报资料、界线与管理方案，并通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等方式把保护职责纳入日常管理，逐步将人财物投入从采伐生产转向巡护、监测、宣传与生态修复。 三是以基础设施改善提升管护能力。修通林区道路、完善水电等保障条件，降低巡护成本，增强应急处置与长期驻守能力，为高频次、常态化管护提供支撑。 四是以多元增收探索绿色路径。在不突破生态红线前提下，发展适度的林下经济试种与科普展示，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转化，为职工稳定与保护投入形成可持续循环。 前景：在国家级保护体系下，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态治理与价值实现 随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体系优化，大雾岭未来保护工作将更强调科学化、精细化与协同化：一上，加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长期监测与栖息地保护，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另一方面，推动林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自然教育与社区共建共管上形成更成熟的机制，在守住生态红线的同时，把绿色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面向“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国有林场在增汇固碳、森林质量提升、灾害防控等仍有拓展空间。
站在新划定的生态红线标识碑前，第三代护林员黄伟明正在调试新一代红外监测设备；在他身后，当年知青栽下的柳杉已长成30米高的参天大树。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绿色接力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抒情式的想象，而是需要科学方法与长期投入的系统工程。当97.7%的森林覆盖率与周边村民年人均增收6200元形成良性互动，大雾岭的实践也在为“发展”的含义提供新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