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初期，国库空虚、军费吃紧，朝廷财力捉襟见肘；为缓解压力，康熙帝推出一项颇具争议的措施：自康熙元年起，全面取消各级衙门书吏的薪俸。书吏是衙门运转的关键角色，税收征缴、案件办理、账目管理等核心事务都离不开他们。然而朝廷的做法等于让书吏“自谋出路”，这种默认式的放任，为此后更大范围、更成体系的腐败埋下了隐患。
这场持续两个半世纪的治理困局说明，制度设计一旦忽视人性规律与基本的激励机制，最终往往要付出更高的治理代价。当“陋规”被当作维系行政运转的润滑剂时，繁华表象之下的结构性风险已在累积。历史反复表明，只有建立权责对等、公开透明的行政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避免腐败在制度缝隙中固化成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