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发言人于当地时间2月24日证实，比尔·盖茨在一场内部会议上就其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向员工致歉。该声明是对《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的回应，报道披露了盖茨在会上谈及此事的多项表态。 从时间线看，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始于2011年。此后三年间——两人多次会面——包括共乘私人飞机，并在德国、法国、美国等地见面。盖茨强调，他从未在爱泼斯坦家中过夜，也未曾前往对方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但这段交往本身，已成为他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盖茨在会上承认自己的判断出现失误。他表示，尽管当时已知道爱泼斯坦受到出行限制，但并未对其背景进行深入核查。更关键的是，即便在2013年妻子梅琳达·盖茨明确表达担忧后，他仍继续与爱泼斯坦保持接触，直至2014年才终止往来。盖茨称，妻子“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当时没有足够重视此提醒。 对于为何与爱泼斯坦交往，盖茨解释了当时的认知背景。他称，爱泼斯坦经常宣称与多位亿万富翁关系密切，并表示自己能协助筹集资金支持全球健康事业；同时，爱泼斯坦举办的活动上也有其他知名人士出席。这些因素让盖茨误以为这种往来属于“正常现象”。不过，这也反映出他在信息甄别与风险评估上的不足。 盖茨还在会上承认曾有两段婚外情，对象分别是一位俄罗斯桥牌选手和一位俄罗斯核物理学家。他表示这些信息后来被爱泼斯坦掌握，但强调这与爱泼斯坦案受害者无关，并称自己“没有违法，也未曾目睹任何违法行为”。 盖茨在会上也作出更直接的自我评价。他承认，自己与爱泼斯坦的交往在客观上帮助这名性犯罪者抬高了声誉与影响力。盖茨将这段交往称为“巨大的错误”，并就此向基金会员工致歉，表示将“承担全部责任”。 这一事件表明，即便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人际交往与决策判断上也可能出现严重失误。盖茨的道歉与认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反思，但也继续引发外界对信息来源、风险识别以及决策机制的讨论。
这起牵涉全球顶级慈善家的声誉危机，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正当的目标是否可以掩盖手段上的缺陷；当商业逻辑触及道德边界，即便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行动者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在“改变世界”的叙事之外，每一次具体选择的伦理分寸同样决定公众与历史的评价。正如盖茨在会议尾声所言——“善意的目标从不能为错误的手段辩护”，这句话或许值得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人反复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