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立法体系化不足的突出矛盾。尽管已形成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框架，但现存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存规范重复、协调不足等问题。生态环境部2023年专项检查发现，约17%的环境案件暴露出法律适用冲突，基层执法常面临"法出多门"的困境。 这种碎片化现象源于立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采取"问题导向"模式，针对大气、水、土壤等单要素制定专门法律。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数据显示，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环境法律年均增长23%，但系统性整合滞后于实践需求。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现有法律体系已难以适应综合治理需要。 即将审议的法典草案通过"五编结构"实现制度重构。总则编确立"生态优先"基本原则，污染防治编整合8部单行法核心条款，生态保护编首次将自然保护地、生物安全等纳入统一规制。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编的创新设置，将碳排放控制、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纳入法典，较欧盟《绿色新政》更具体系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家指出，这种"预防性立法"模式推动治理关口前移，改变了过往"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 法典实施将产生多重制度红利。一上，通过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监管规则，预计可降低企业合规成本30%以上；另一方面，对光污染、恶臭等新型环境问题的明确规定，使公众维权依据更加清晰。国家发改委测算显示，法典配套措施落地后，到2030年可带动环保产业新增产值超5万亿元。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个立法实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评价，中国首创的"绿色低碳发展编"为全球气候立法提供新范式，其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具体法律条文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随着RCEP等自贸协定环保条款深化，法典中的国际合作专章还将助力构建绿色贸易规则体系。
从分散立法到法典化治理，从末端治理到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见证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的历程；随着立法进程持续推进，一部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为守护绿水青山、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坚实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