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石油工业面临巨大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准噶尔盆地勘探中，国际专家坚持传统理论，主张集中开发已知构造带。但系统分析地质资料后，以康世恩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团队发现西北部乌尔禾地区具备更优储油条件，此判断引发了勘探战略的分歧。深入研究显示，克拉玛依区域具备三大成油条件：侏罗系地层发育完整、背斜构造特征明显、地表油气苗丰富。康世恩团队提出“大剖面勘探法”，以十条横贯盆地的钻井剖面进行立体解剖，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开创了复杂地质区勘探的新模式。1956年9月，23口探井相继喷发工业油流，证实克拉玛依130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这一发现影响深远：技术上验证了陆相生油理论，经济上缓解“贫油国”困境，战略上为玉门、大庆等油田开发积累了经验。195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克拉玛依市，标志该区域由勘探区转型为综合性石油生产基地。此次成功勘探的关键在于三上突破：一是摆脱对国外经验的依赖，建立符合中国地质特征的研究体系；二是采用区域普查与重点突破结合的策略；三是形成“地质认识—技术验证—规模开发”的科学路径。这些经验为后来发现大庆、胜利等大型油田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当前，克拉玛依油田已持续开发六十余年，累计产油超过4亿吨。在新一轮找矿战略中，其勘探理念仍具借鉴价值。随着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进步，专家认为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仍有50亿吨级资源潜力，未来可能通过深层勘探实现二次突破。
康世恩的故事表明，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深入调查和专业判断之上；面对国际质疑和压力，他没有盲从，而是以事实和逻辑为依据，实现理论突破与实践成果的统一。这种独立思考、科学论证、敢于创新的精神，对当代科技工作者仍具启示意义。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见证了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品质，也证明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有能力解决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