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一场不张扬却清晰的价值变化正在发生。记者调研发现，过去把“大龄未婚”视为最大压力的农村社会，如今更看重一个人的品行与责任感。观念重心的转移，一上来自生活条件改善后的认知更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乡风文明建设带来的实际变化。当前农村社会主要存在三类较受诟病的行为失范现象。首先是“啃老族”，一些青壮年把父母积蓄当作长期来源：有人为支付高额彩礼透支老人养老钱，有人长期依赖父母接济维持城市生活。在河北某县调研显示，约23%的老年贫困户因子女过度索取而陷入贫困。其次是“伪体面”消费群体，通过借贷买豪车、大办婚宴等方式制造“体面”，某省农信社数据显示，农村消费贷逾期率中有38%源于非必要的炫耀性消费。第三类是破坏乡村和谐的“负能量”传播者，包括家暴、挑唆邻里纠纷等，某东部省份司法所统计显示，此类矛盾已占农村调解案件的27%。深入分析可见，这些现象背后有多重原因。经济层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使部分农村青年产生身份焦虑；文化层面，传统宗族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碰撞，容易造成判断标准混乱；教育层面，一些家庭重物质轻德育，埋下隐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攀比风气与短视频平台上的消费主义叠加，继续强化了扭曲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观偏差已带来明显影响。中国社科院调研显示，过度物质化使农村人情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达16.7%，较五年前上升4.2个百分点。一些地方出现因婚致贫、因赌返贫等新型返贫风险，拖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推进。某农业大学课题组追踪研究发现，乡风文明指数每下降10个百分点，集体经济项目参与率会降低6.8%。面对这些问题，各地开始尝试更可操作的治理办法。云南早阳村驻村工作队推出“道德积分银行”，把孝亲敬老、勤劳致富等行为量化积分，可兑换生产物资；浙江安吉实现“红白理事会”全覆盖，婚丧嫁娶支出平均下降62%；山东曲阜设立“儒学讲堂”，每年开展家风家教活动200余场。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也在加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将“培育文明乡风”单列章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高价彩礼”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建成占比达65%，较2018年提升21个百分点。
乡村的变化，不只在道路水渠和产业项目，也在观念与风气；当“面子”更多回到孝亲、勤劳、诚信、和睦这些朴素而坚实的价值上，乡村社会才能建立更稳定的信任基础与发展合力。把文明乡风融入日常治理，把实干担当留在村庄记忆里，乡村振兴才能在“看得见的建设”和“看不见的改变”中同向发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