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浙江代表团小组审议现场,一个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话题引发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普陀山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丽分享了一次令她印象深刻的经历:一名游客在享受优惠购买双程索道票后,仅使用上行票便自行下山,事后却以网络曝光相要挟要求退票。
这一案例折射出当前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的一组数据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注脚:过去五年,全国法院审结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案件9326件,涉案人员达2.2万人,较前一个五年增长158.5%。
这一显著增幅表明,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网络应用日益普及的同时,各类网络乱象也层出不穷。
恶意散布谣言、利用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网络暴力侵害他人权益等问题频繁发生,不仅损害了公民合法权益,也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构成威胁。
代表们在审议中深入剖析了网络乱象频发的深层原因。
多位代表认为,网络环境下的身份隐匿性是重要诱因之一。
在虚拟空间中,施暴者可以隐藏在网络账号背后,对特定对象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和诋毁,却无需承担与现实世界相同的责任压力。
这种匿名性带来的侥幸心理,使得部分网民在网络空间的言行较之现实生活更加肆无忌惮。
与此同时,受害者在面对网络攻击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回应和澄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而攻击者却可以持续制造新的话题。
这种不对等的博弈格局,导致许多受害者不得不选择沉默,客观上助长了网络空间的不良风气。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从平台责任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察。
他指出,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网络生态治理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
然而现实中,部分平台对虚假信息和有害内容缺乏及时有效的管控,有的甚至出于流量考量而放任不良信息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虚假信息扩散的推手。
谢丽代表在发言中强调,企业和个人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应当积极回应和改进,但面对利用网络舆论进行的恶意抹黑和威胁,治理力度不能松懈。
多位代表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虚假信息虽然可以通过澄清加以纠正,但其对社会秩序和公共信任造成的实质性伤害,往往需要漫长时间才能修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均明确表态,将网络生态治理列入2026年工作重点,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新型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
这一表态回应了社会关切,也为网络空间治理指明了方向。
代表们普遍认为,净化网络空间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和责任主体,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强化平台监管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审核和快速响应机制;同时还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引导网民理性表达、文明上网。
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活动的"第二社会"，其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当键盘敲击能轻易击穿道德底线时，法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必须高悬。
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精准把脉，更是对社会文明的深层守护。
在数字化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既能承载创新活力、又能坚守秩序底线的清朗网络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