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为了把经济复苏的基础夯实，得给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和区域竞争找路子，这事儿现在挺棘手。北京搞的12345热线“每月一题”和浙江的“民呼我为”一体化体系，都是想通过机制化设计把个案经验变成制度。贵州连续8年请游客当“痛客”，成都金牛区找企业聊链群需求，还有安徽霍邱县邀请多单位“吐槽”，这些做法虽然不一样，但内核都把“被动应对”变成了“主动破题”。 问题意识已经成了地方竞争的关键因素。贵州的做法不光解决了具体问题，还让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更强了。这就说明群众和企业在一线，他们对政策效果、市场堵点感知最直接，意见也是优化治理的重要资源。像这样“真提问题、提真问题”的氛围就能通过恳谈会、电视问政、网络平台等渠道搭建起政策制定与群众需求的桥梁。 问题导向的治理实践产生了不少积极效应。它催生了“清单化、闭环式”跟进机制，让解决问题变得可追踪、可问责、可评估。治理视角也从解决一件事拓展到破解一类事。比如说北京依托12345热线开展专项治理，浙江把热线纳入一体化体系。 要让“找问题”成为发展支点，就得从三个方面使劲：一是坚持群众路线，拓宽参与渠道；二是强化系统思维；三是注重制度赋能。未来各地把问题导向嵌入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闭环后，有望形成“发现—交办—整改—反馈”的治理生态。 从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岗村突破体制束缚到新时代雄安新区探索数字治理，中国发展历程一再证明善于发现问题是关键。各地正在谋划“十五五”开局时得把问题意识融入全过程。只有永葆问题意识、敢于直面症结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 这种坚持问题导向的做法不光是工作方法的优化更是治理思维的跃升。在爬坡过坎的阶段唯有永葆这种意识才能于求解中增活力。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