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季的校园，本应是学生参与劳动、学习自理的课堂。然而，近期成都郫都区某校发布“按学号轮换家长打扫”的通知，再次把劳动教育被“代劳”的问题推到舆论中心。记者调查发现，家长替学生承担校园劳动的情况在多地已演变出三种常见模式：由家委会统一安排分工、按学号强制轮换、以付费方式外包服务，折射出当前劳动教育在落地层面的现实困境。政策要求与基层执行脱节，是问题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不得要求家长代为完成学生劳动任务”，但在一些地方仍以不同形式出现变相摊派。比如，湖北江夏区将家长清洁解释为“家校共育”，四川屏山县则以“低年级学生需要协助”为由沿用做法。把行政要求包装成“自愿选择”，实质上是将教育责任转移给家长。劳动教育被异化，带来的影响不止于“谁来打扫”。武汉某小学点名要求家长参与清洁、杭州某班级群出现“出资聘保洁”的选项，都在向学生传递“劳动可以交给别人”的信号。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叶显发教授指出，这容易让学生形成“劳动可外包、责任能转嫁”的认知偏差。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学校把“卫生评比”变成家长之间的劳动竞赛，使劳动教育滑向形式化操作。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家校权责边界不清。深圳曾有家长集体反对校门口执勤摊派，但得到的回应仍是“自愿参与”的模糊表述。教育学者分析，这反映出部分学校为图管理方便，用“家长补位”替代了更科学的劳动安排。同时，部分家长出于安全与学习压力的考虑，对孩子劳动过度包办，也在客观上助长了“代劳”风气，最终形成“学校推、家长接”的循环。破局需要多方共同调整。成都有学校组织二年级学生清洗窗帘、深圳龙岗区坚持由学生自主搬运课本等案例表明，只要做好安全措施并进行合理设计，劳动教育完全可以由学生完成并达到育人目的。北京市教委近期出台《劳动教育实施细则》，更明确学校主体责任清单，也为厘清边界提供了制度参照。
教室到底该由谁来打扫，看似是日常小事，实则关乎教育责任的归属与价值取向的选择；一块擦得不够干净的玻璃，不会影响课堂运转；但一个从未真正参与劳动的孩子，可能在成长中缺少对责任与担当的基本理解。劳动教育的意义不在于教室有多整洁，而在于孩子能否在劳动中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这堂课，终究要由孩子自己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