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些人喜欢拿着怀疑主义的尺子去丈量世界，结果尺子两头都立不住，导致他们脑子里的知识全都散架了。 这第一个道理就是个挺吊诡的地方：你看那总在怀疑的家伙，眼睛瞅见的东西他怀疑，耳朵听见的他也不信，就连手摸的、脑子想的通通都被他给否定了。怀疑这玩意儿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把眼前的那些东西一片片地刮掉。桌子没了，椅子也没了，窗外的树也被削干净了。这么一直刮下去，最后还剩下啥呢？只剩下了怀疑本身这把刀。这时候手握着刀的人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自己把所有东西都割干净了，最后刀口却转过来对准了自己。 笛卡尔当年就琢磨过这个问题，他曾经被一个骗子妖怪给弄得精神恍惚，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他把周围的一切都给拆开看了看，最后发现一件事儿：除了怀疑自己在怀疑这件事儿没法拆了，别的啥都拆干净了。所以他就说了句有名的话：“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不过这话没说透。怀疑还在那转着圈圈，“存在”的那个点也还在那儿杵着，可问题是“存在”的到底是个啥东西呢？那不过是个空转的机器罢了，这机器啥都不生产，只负责生产出下一个怀疑来。 老子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还不知道那个状态是好的；但要是明明啥都不懂却以为自己懂了，那就是个毛病。那个喜欢怀疑的人正好卡在“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坎上不动了。他在这个状态里过了好多年，把“不知道”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第二个道理就是生活这巴掌扇得很疼。那些老是抱着怀疑不放的人要是把手伸进火里去烧一下试试？火会不会烫手？照理说这事儿根本不需要证明。可怀疑论者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得先证明这火真的会烫手才能把手收回来。但等他证明完的时候手早已经烧着了。生活压根儿就不等人。 休谟就说过这番话：如果一个人真的把什么都给彻底怀疑了一番，那么他就啥推论和行动都没法进行了，整个人只能呆在昏头昏脑的状态里。可人不能一直傻坐着呀？还得吃饭呢。想吃东西就得相信面包没毒、筷子能夹起来、嘴能嚼东西。这些想法根本不用证明也得信啊！它们都是生活一巴掌扇出来的经验。 维特根斯坦在晚年也想通了一件事儿：有些命题就像是门上的合页一样重要。门靠它们才能转动起来。但那些合页本身根本不需要转动就已经在那儿了。那些搞怀疑论的人偏偏把这合页给拆下来检查检查就完事儿了。结果门倒了个底朝天。门虽然倒了但人还在屋里待着呢。 这第三个道理是说彻底地怀疑最后是要了自己的命。假如你说“所有的命题都是可疑的”，那这句话本身到底可不可疑？如果它也可疑那你等于啥也没说；如果它不可疑那就证明至少有一句不疑的话存在。这一句话一出现就把整个系统给捅破了。 庄子比起那些西方的怀疑论者要聪明多了。他没一直钻牛角尖往下怀疑而是从“不知”这个状态走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到哪儿去了呢？走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里去了。这境界可不是靠逻辑推理出来的是靠悟道悟出来的。那些怀疑论者怎么也推不出这种境界来，只能是在里面越来越迷糊。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怀疑论最后会把一切确定的东西都给消解干净甚至把真理和所有内容也给消解光了。等把所有的都给弄没了消解者自己也就没了。 所以咱们该信的时候就得信该疑的时候就得疑。怀疑不应该变成一种信仰它只是个工具罢了。卡尔·萨根是个搞科学的明白人他就知道怎么把两种思维混着用：既要有开放的好奇心还得有严格的怀疑精神。 怀疑其实是为了找到那个不疑的东西存在而不是为了自己开心去怀疑的。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不坚持自己看见的样子才能看得明白；不认定自己是对的才能看得清楚。那些怀疑论者往往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太把自己那种怀疑的姿势当回事了。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写得很透彻：要想认识事物就必须得亲自去接触事物本身才行。关着门在那瞎琢磨根本怀疑不出梨子到底是啥味道来。你得亲自吃一口才知道。 故事讲到最后有个倒霉蛋把手伸进了火里去烤着了一下然后赶紧缩了回来结果起了个大泡。泡破了流出血清这哥们儿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想：原来“火会烫手”这事儿是真的！这个真不是靠瞎琢磨出来的是硬生生烧出来的教训！ 等这只手缩回来以后那种怀疑的念头还在它也没消失只是换了个地方待着了。它不再挡在前面让人干瞪眼而是跟在了后面跟着那只手、跟着那团火、跟着所有那些被生活扇过巴掌的经验一起往前走了。 到了这时候怀疑就变成了一件顺手的工具工具用完了就得放下手放下来火还在那儿接着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