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这只黑白团子，在古籍里其实有着很复杂的身份。中国画家蒋彝把它的“萌态”带到了世界舞台上，让国外观众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东方的可爱动物。他画中的熊猫，与今天大家熟知的那个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圆圆的身子、标志性的“黑眼圈”和短尾巴组成。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古人对熊猫的称呼比“熊猫”这个名字更复杂、更有诗意。明代内府《驺虞图》里那只被当成“白虎”的动物，其实已经悄悄露出了熊猫的外形特征。同时期《三才图绘》中的“貘”，因为象鼻造型而被误认为是马来貘。当古籍中出现了20多种疑似命名时，真正能与现代大熊猫对上号的名字不过四种：貔貅、驺虞、貘、㹮。 这些名字都有各自的特点，有的威猛凶悍，有的被认为是仁瑞之兽，有的则被误读。它们共同构成了跨越三千年的大熊猫身份。其中，“貔貅”最早见于《尚书·牧誓》，与“虎”、“熊”一起出征；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最先把“貔”和“貅”两个字放在一起使用。自此以后，“貔貅”就成了凶猛野兽和骁勇之师的双重象征。唐代孔颖达解释说“貔”是虎属动物。雄者称为“貔”，雌者称为“貅”，它们外形像虎、毛色灰白、性情凶猛。从《礼记》到《西厢记》，文人用“载貔貅”、“百万貔貅”来形容战马和士气。 与现代圆润可爱的大熊猫形象相比，“貔貅”显然带有更强的战斗力。在古代文化中，“貔貅”被用来描述勇猛战士和军队士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驺虞”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大熊猫命名。《诗经·召南》中的一句诗把“驺虞”推上了历史舞台。古籍对它的定义多达六种：仁兽、兽官、雅乐、幡旗、地域和古币。作为动物时，“驺虞”被描绘成白虎黑文，尾巴长于身体，还有一些独特的特点。明永乐、宣德年间三次“驺虞现世”的记录详细描述了体型、毛色和尾巴长度等特征，与现代大熊猫非常吻合。 “貘”是另一个给大熊猫带来误读的名字。战国时期的《逸周书》首次把“貘”写入官方记录中：“孤竹距虚，不令支玄獏（貘）。”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提到了这种动物：“旄貘嫠”，描述了它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等特征。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似熊而黄黑色”。这些描述与现代大熊猫有出入。 转折点出现在郭璞：他首次提到“黑白驳”，并补充说它们能舔铜铁和竹骨等特性。可惜没有明确指出栖息地位置。唐代白居易和李时珍进一步补充说它们生于南方山谷和黔蜀峨眉山中。这些描述直接指向了四川盆地。然而“象鼻虎足”的外貌特征提示他们看到的可能是马来貘。 最后一个名字是“㹮”，它是最早给大熊猫正式定户籍的异体字。西晋郭璞在《山海经》注解中提到“似熊而黑白驳”，还描述了食铜铁特性。宋代司马光在《类篇》中提到“驴父马母”，显然不符合生物学常识。现代工具书一致认为“㹮=貘=貊=貉”，就是大熊猫异体字。 这些古籍中的名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纠正误读？如何还原真相？如何让全球关注四川盆地时也关注到中华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今天重新梳理这些名字不仅是为了修正历史记录，更是为了将大熊猫从“萌宠符号”提升为中华文明独有的生态记忆与文化基因。 每一次更名都是古人对自然观察和文化想象的投射。从猛兽到仁兽再到黄熊或象鼻豹再到如今的“㹮”，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之处。当全球目光再次聚焦四川盆地时，这份跨越三千年的古籍注脚提醒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更是中华文明对自然的诗意想象与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