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发现与现实困境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关注到一个被“年龄门槛”挡外的群体——60岁以上农民工。调研显示，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达40%，60岁以上群体仍在增长。这些劳动者在建筑、制造、环卫、家政、物流等一线岗位干了几十年，经验丰富、做事踏实，却常因企业设定“年龄上限”而屡屡碰壁。 这条看似简单的“年龄线”，背后折射出多重现实压力。首先是养老保障差异仍在。农村地区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于城镇，不少60岁以上农民工尚未领取养老待遇，务工收入成了最直接、也最可靠的“养老钱”。其次是家庭负担不轻。一些“50后”“60后”仍在帮子女带娃、分担房贷等支出，继续工作成了缓冲家庭压力的重要方式。第三是技能与价值的持续需求。木工、焊工等技能型劳动者把一辈子练在手上的本事不愿闲置，“放下工具就不踏实”，他们希望把经验转化为稳定收入。 二、政策层面的创新突破 国家层面已表达出制度调整信号。2025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设置年龄壁垒。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为地方探索提供了政策空间。代表建议的重点，是把政策空间变成可操作的规则和措施，让保障真正落到岗位和个人身上。 三、全链条服务体系的构建 要让超龄农民工实现健康上岗、稳定就业，需要形成覆盖求职、培训、权益、健康的闭环服务。 在求职对接环节，全国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开设大龄农民工专区，汇集轻体力、技能型岗位超过百万个。城乡零工市场设置专门窗口，由村干部协助查找岗位、社区人员协助办理流程，减少信息和手续带来的阻碍。直播带岗、微信群推送、点对点输送等渠道同步推进，更安全、更稳定、离家更近的岗位成为求职者优先选择。 在技能培训上，将免费培训年龄上限由60岁适度放宽至65岁，重点面向养老护理、家政、烹饪、农机操作等需求明确的领域。培训以实操和案例为主、理论为辅，确保能学会、用得上、能增收。推动“岗位+培训+评价+就业”一体化，结业即可推荐上岗，政府承担培训成本，企业用工压力也相应减轻。 权益保障上，要求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报酬、工时、安全等关键条款。推广职业伤害险、意外险、重大疾病险，保费由政府、企业、个人合理分担。落实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用工，对欠薪行为从严处置。严格限制高空、高危岗位和强制加班，确保岗位安排与身体条件相匹配。 健康管理上，通过政府补贴，由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体检服务，评估身体状况与岗位适配度。企业定期开展健康监测、配备防护用品并改善作业环境，把风险防在前端。同步优化异地就医报销流程，减少跨区域务工的后顾之忧。 四、地方先行先试的成效 多地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浙江以健康证明替代年龄限制，就业专区日均发布岗位上万条；山东开设银发技能班，累计培训数十万人次，结业率和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广东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持续扩面，已有超百万超龄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实践表明，只要岗位匹配、保障到位，年龄不必成为就业的硬性门槛。 五、多赢发展的前景展望 涉及举措有望带来多方收益。对个人而言，劳动带来收入，经验赢得体面，“老有所为”更可落地；对企业而言，熟练工可缓解用工缺口、稳定生产并降低培训成本；对社会而言，有助于盘活劳动力资源、稳定就业预期，推动更均衡的民生改善。
破除“唯年龄论”，不是降低安全标准，而是用更科学的评估、更完善的保障，让劳动者凭能力与健康获得公平机会。让愿意劳动的人有岗位、让能够工作的人成为稳定力量、让需要保障的人不再忧心，既体现民生工作的温度，也关系到劳动力市场治理能力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