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格局中，地处东南的吴越国常被当作“少兴兵戈”的代表；但最新研究指出——这个以钱镠“善事中国——保境安民”遗训立国的政权，并非一味避战，而是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军事应对体系。 （问题）长期以来，吴越国被塑造成完全消极避战的政权，但公元895年平定董昌之役已显露其主动作为。面对旧盟董昌在越州称帝带来的局势突变，钱镠采取“先劝谏、再威慑、后征讨”的递进处置，最终在唐廷授权下完成平叛。此举既避免卷入更大政治风险，也将浙东纳入版图，体现其“以守促进”的战略思路。 （原因）公元945年福州战役更能看出地缘安全的考量。南唐吞并闽国后，东南力量格局被打破并直接威胁吴越，钱弘佐顶住反对出兵援救。学界认为，这次远征并非单纯冒险，而是基于“存人护己”的判断——保住福州这道缓冲，才能稳住吴越的安全纵深。战事中水陆协同、夜袭解围等战术运用，也显示其军队具备跨区域作战能力。 （影响）919年狼山水战的胜利与无锡之败形成鲜明对照。钱元瓘在通州海域以心理战击溃杨吴水军，却在常州遭遇火攻而惨败。胜负落差促使吴越调整对外策略，转向与杨吴达成较长期的停战安排。档案材料显示，此后钱氏政权将重心更多放在水利治理与海外贸易上，逐步形成“军事偏守、经济求进”的发展路径。 （对策）从其用兵逻辑看，有三个较稳定的特征：其一，多数战事属于对局势变化的应对之举，而非主动扩张；其二，战后往往配合外交斡旋，尽量降低结怨与反复冲突的风险；其三，将军事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治理与控制。这样的“有限战争”思路，与同时期一些政权长期穷兵黩武形成对照。 （前景）当前史学界的再评估认为，吴越国的军事实践更接近“积极防御”的范例：通过选择时机、控制规模、重视战后修复，在乱世中维持了相对少见的长期稳定。这种经验为理解中小政权在强邻环伺下的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参照。
回望吴越国的历史轨迹，“保境安民”并非一味退让，而是一套以民生与稳定为核心的治理理性：能通过制度与协商化解的矛盾不轻启战端，确需用兵时则以有限目标速战止乱，战后再以治理修复秩序；对理解五代十国的政治生态而言，吴越的“慎战而能战”提示人们：和平并不等同于“拒绝作战”，而是对冲突成本、国家承受力与长远稳定进行的系统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