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长江和嘉陵江汇流的山城重庆，文学的感觉一直都没离开过。诗人李海洲就是这里面一个不停写、不停看的人。从他十六岁那年那个“有点伤心的夏天”拿起笔，写出了第一行字开始，他的写作就跟这座城市缠在了一起，这一缠就是三十多年。这可不仅仅是谈谈风花雪月那么简单，这是一场跑了半辈子的精神长跑。李海洲的文学启蒙挺复杂的，年轻时候的敏感劲儿和对世界的第一点哲学想法混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窗外的法国梧桐树和手里的泰戈尔、尼采，在他心里构成了一幅乱糟糟又激动人心的画面。那时候写完第一首诗后，那种紧张、哆嗦还有点不安的感觉，其实早就把意思说出来了：诗歌对他来说，绝对不是随便拿来装饰一下的东西，那是让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严肃路子。他自己把自己的创作过程比成从“夏天”走到“秋天”——开始那会儿激情澎湃、喜欢抒情，后来就慢慢沉下来，变成一种更稳重、装着哲理和放松的境界。《秋天传》这首长诗写完，他觉得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地标了，说明只有经过时间的打磨，诗歌才能真正成熟、像瓜熟蒂落那样自然。 不过呢，诗歌的世界也不能完全关在象牙塔里不管外面的事。李海洲也明白“汉语有时候会被生活里的人给吓跑”的难处。他在现实工作里也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儿要处理，压力也很大。有时候他也觉得挺难办：天上飘着的诗和人间喝的酒两边都顾不过来。这种让他两边都不得劲的状态，倒让他对写作有了更清醒更严厉的认识。他不喜欢文学圈里那种浮躁的风气和变得不像样子的情况。对于那些根本不懂诗还假模假样在刊物上和奖项上争来争去的人，他保持距离；还有那些耍小聪明的、只会凑句子的人，他更是看不上眼。在他心里，诗歌的地位特别高，要求写作者的灵魂得干干净净的，跟世俗的价值观分开来用。 他坚持说，不管写什么都得对汉语有贡献才行，否则就是对语言的欺负。面对现在可能存在的那些浑浊的河流（指坏的作品）和大家都差不多的时代（指同质化），他给出的答案是“自己管好自己”和“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被迫在诗歌面前不得不说假话的时候，“沉默”就成了他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抵抗。这种坚持是因为他对诗歌本质看得很深。李海洲很早就开始琢磨语言的速度、词和词之间有啥秘密了。他坚信“什么东西都能写进诗里”，关键是要找对地方放进去。 他很心疼现在“想象力和思想在诗歌里缺失的状况”，批评那些急着求名求利的作品连基本的句子和感觉都没理清楚。在他看来，现在诗歌圈看着挺热闹（繁华），其实掩盖不了里面贫血又枯萎的样子。他这么冷静甚至尖刻地批评人不是因为文人喜欢吵架，而是因为他真的关心汉语诗歌的传统和以后的命运。 还得提一句，李海洲的文学活动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孤军奋战。他特别看重那种因为有共同理想和严肃批评才建立起来的“真诗人之间的友谊和风度”。他可以跟各种人喝酒聊天聊得很开心，但只跟真正有相同爱好的人谈诗，一直谈到“天快亮了手机都发烫了”。这种“以文结义”的交往方式成了他抵抗精神涣散的重要团体。 他从杜甫生前过得那么难、朋友刘太亨默默写东西这些事里得到了一种超越眼下得失的安慰和力量。他坚信“好好写就行了，时间会把一切都挖出来记住的”。这种对时间的信任给了他写作一种很沉着又坚韧的底色。李海洲的写作过程就是他个人的诗歌心跟时代的环境不断说话、摩擦又融合的缩影。 他从重庆本地的文化里吸收营养，又用独立的批判性思考来回应更广阔的文化问题。他的坚持不光是这几十年一直在写（海枯石烂地写），更是为了捍卫诗歌的纯粹性、创作的规矩还有汉语的尊严。在现在信息特别乱、价值特别多的时候，这种守护精神家园、敬畏专业标准、坚持独立人格的做法显得特别珍贵。 他写的东西和想的问题就像山城起伏的巷子还有永远不停的江水一样，给重庆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标上了一个很深很久远的人文记号；也给现在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份关于坚持和初心的生动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