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日，特朗普公开场合就美伊军事冲突表态强硬；他称自己不担心美国海外基地甚至本土遭到袭击，并将此类威胁称为“战争的一部分”，借此强调对美国防御能力的信心。同时，他表示美方在削弱伊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上造成“巨大破坏”，暗示行动已达到预期效果。 关于后续军事部署，特朗普措辞相对谨慎。他强调美国“只有必要时”才会派遣地面部队，但未说明何为“必要”，并补充认为不太可能发展到需要派地面部队的程度。此表态既保留了军事选项，也向国内外传递出克制信号。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国会迅速作出反应。参众两院计划在本周投票，审议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议案。该举措源于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制衡。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只有在美国本土、属地或武装部队遭受攻击并引发紧急状态时，才能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有限军事行动。此次投票反映出国会对总统用兵权限边界的再度审视。 民主党上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系统性质疑。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伊朗即将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参议员凯恩指出，按美方情报判断，伊朗研制出可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仍需约十年时间，因此“迫在眉睫的威胁”缺乏支撑。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则称此次行动属于“非法战争”，呼吁国会立即加以制止。民主党议员的共同观点是：行动既缺乏国会授权，也缺少足够的安全威胁依据。 共和党内部则出现明显分歧。多数共和党议员公开支持对伊军事行动，但也有部分议员表示反对。参议员保罗态度最为明确，他强调宪法将宣战权赋予国会，目的在于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并表态反对“另一场由总统发起的战争”。这一分歧反映出共和党内部对总统权力边界及宪法原则的不同理解。 从制度层面看，国会这场辩论可能更偏象征意义。分析人士指出，即便议案在国会通过，特朗普几乎肯定会动用否决权。而按宪法规定，推翻否决需参众两院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目前国会显然难以凑足票数。这意味着，无论投票结果如何，都难以实质改变已启动的军事行动。 围绕战争权力的国会争论，折射的是美国宪法框架下行政权与立法权的长期拉扯。冷战以来，总统在对外军事行动中的权限不断扩张，而国会的制衡作用相对弱化。此次事件再次凸显这一结构性矛盾，并引发外界对美国制衡机制有效性的讨论。
战争权力之争表面上是美国国内的宪政议题，背后则是对战争代价与安全边界的重新评估；无论国会投票结果如何，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仍在于行动目标是否有限、升级管控是否审慎，以及政治决策能否回到理性与规则之内。对国际社会而言，推动对话、减少误判、避免冲突外溢，仍是维护地区稳定与全球安全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