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细颗粒物（PM2.5）被认为是导致过早死亡的重要环境风险因素之一，但现实治理与健康评估中，一个关键问题逐渐凸显：PM2.5并非“同一种污染物”。
它由多种来源排放并在大气中发生复杂转化，形成由不同化学成分构成的混合物。
仅以“总量浓度”衡量空气质量，难以回答“哪些排放更危险、治理优先级如何排序”等关乎公共健康的核心命题。
围绕这一问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阚海东教授、孟夏副教授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耕研究员团队合作，开展全国性队列研究，覆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系统评估不同来源PM2.5长期暴露与非意外总死亡、心肺系统疾病死亡及肺癌死亡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果提示：不同来源PM2.5的健康危害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交通、工业和农业来源的PM2.5对居民死亡风险的影响可能更大。
相关论文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星球健康》。
从成因看，PM2.5“来源差异”之所以会转化为“风险差异”，与其化学组成和毒性特征密切相关。
交通排放中，燃油燃烧产生的细颗粒及其携带的多环芳烃等成分，可能具有更强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诱导能力；工业排放中，燃煤、冶炼及工艺过程释放的金属元素、硫酸盐及其他前体物，会在大气中形成二次颗粒并影响人体呼吸与循环系统；农业来源则与氨排放等因素相关，易促进二次无机气溶胶生成，增加区域性PM2.5负荷，并可能对心肺健康产生持续影响。
毒理学研究已提示不同来源颗粒毒性存在差别，而流行病学证据过去更多来自欧美等总体污染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此次在我国开展的全国性研究，补足了发展中国家高暴露背景下的关键证据空白。
从影响看，这一发现对“以健康为导向”的空气污染治理具有直接政策含义。
当前空气质量管理与健康风险评估多以PM2.5总量浓度作为核心指标，这在控制总体污染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污染治理“深水区”后，仅依靠总量下降可能难以实现健康收益最大化。
若不同来源的PM2.5对死亡风险贡献不一，治理就需要从“控浓度”进一步迈向“控来源、控成分、控毒性”，以更小的治理成本换取更大的健康回报。
在对策层面，研究提示可从以下方向进一步强化精准治理：一是推动交通领域减排向更高标准升级，强化移动源监管，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与能源结构，减少高排放车辆和燃烧排放带来的细颗粒暴露；二是持续推进工业源深度治理与清洁生产，完善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与全过程管控，协同控制颗粒物及其前体物排放；三是加强农业领域面源污染治理，针对氨等关键前体物推进减排措施，推动科学施肥与养殖排放管理，降低二次颗粒生成潜势；四是将健康风险评估更多纳入政策评估框架，在疾病负担测算、指南修订与区域协同治理中，引入来源解析与健康效应差异的证据支持，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从前景判断看，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进入以结构调整、区域协同、精准减排为主的新阶段，基于来源差异的健康风险证据有望为下一步政策优化提供更清晰的“路线图”。
未来若进一步结合更精细的暴露评估、成分监测与人群健康随访数据，识别高风险成分与关键排放环节，将有助于建立“污染来源—化学组成—健康效应”的完整链条，为空气质量指南与公共卫生干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依据，也为持续降低PM2.5相关疾病负担打开新的空间。
这项研究的发表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科研空白，更在于为我国从粗放式污染防控向精准化、科学化防控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
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深入认识污染成因机制，才能制定更加有效的防控措施。
随着这一成果的推广应用，我国大气污染防控工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清洁健康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