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发展阶段，如何夯实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当前宏观政策与改革需要回答的关键课题。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产业体系更加完备、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传统依赖要素投入和投资扩张的增长方式边际效应下降。同时，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波动加剧，也要求我国在更高水平上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支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推动形成更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格局。 原因——从发展规律看，经济动力“由投向消”不是简单替代，而是阶段演进的内在结果。在起步和加速阶段，社会供给相对不足，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和城镇化建设需要集中投入，投资在扩张产能、改善供给条件上作用突出。进入更成熟的发展阶段后，生产能力增强，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充裕，增长瓶颈更容易从“能不能生产”转向“能不能卖得出、愿不愿消费”。此时，有效需求成为影响产出与就业的关键变量，居民消费的稳定性、持续性及结构升级能力，直接关系国内大循环是否顺畅。可以用“两个转向”概括该变化：一是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逐步转向消费拉动；二是主要约束从供给不足逐步转向需求不足或需求结构不匹配。 影响——能否把握“两个转向”，关系到经济运行的质量、结构与风险防控。一方面，消费需求侧更具稳定性，能在经济波动中发挥“压舱石”作用，带动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就业与居民收入增长，形成更可持续的增长循环。另一上，如果需求偏弱、预期不足或消费信心不稳，供给能力就难以有效转化为现实产出，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与创新投入，削弱产业升级动力。对我国这样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体而言，把市场优势转化为增长优势，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提升供给质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对策——围绕“内需主导、消费拉动”，政策着力点应突出两类“良性互动”。其一，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在继续补齐公共服务、城市更新、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等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把资源投向提升居民收入能力与消费意愿的领域，如就业支持、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形成“就业—收入—消费—企业增效—再投资”的循环。其二，促进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顺应居民消费从“有”向“好”、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推动高质量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标准、品牌与体验，减少低端同质化供给；同时通过制度性改革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消费有关制度安排，提升消费便利度与安全感，稳定预期，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 前景——综合判断，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格局具备坚实基础。我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容量，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空间广阔，新型城镇化、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发展将持续创造结构性新需求。随着扩大内需政策体系继续完善，消费潜力释放与供给质量提升有望相互促进，推动经济增长动能从更多依赖外部需求和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与创新驱动。需要强调的是，消费拉动并不意味着弱化投资，而是要求投资更加精准有效，更加聚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改善民生福祉，通过结构优化实现“投资更有效、消费更有力、循环更顺畅”。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一项深刻变革，需要战略定力与务实举措相结合。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变，不仅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是发展理念的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如何协调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考验各方的判断与执行。可以肯定的是，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走内生增长之路，将为中国经济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