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经济社会活动日益频繁，物业服务、劳务用工、邻里纠纷、合同履行等矛盾易发多发；一些纠纷虽标的不大，却具有高频、碎片化特点，若大量涌入诉讼程序，既增加群众时间成本，也容易挤占审判资源，影响司法效率与社会预期稳定。如何把矛盾化解基层、化解在萌芽，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课题。 原因：烟台法院系统将“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作为主攻方向，重在重构解纷资源配置与流程设计。一是建立分层分流的解纷体系，把力量前移到村居网格、镇街调解、行业调委会与特邀调解员等环节，形成可承接、可转办、可闭环的梯队。二是以规则与机制增强群众信任，通过司法确认等制度安排，使调解协议具备稳定的执行预期，提升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认可度。三是以效率防止“小案拖长”，对调解不成或争议较大的案件，配套速裁快审安排，缩短等待时间，避免程序空转导致矛盾激化。上述安排，实质上是在“先解纷、再诉讼、快审理”的框架内，优化纠纷解决路径。 影响：数据变化反映出治理方式的调整。2018年烟台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为8205件，五年后增至3.2万件；在调解量显著增长的同时，一审民商事收案出现同比下降4.3%的变化。实践表明，诉前调解的扩容并非简单“分流”，而是在基层端把争议处理得更早、更快、更稳，减少当事人对“非打官司不可”的路径依赖。对群众而言，纠纷解决成本下降、获得感增强；对司法系统而言，审判资源得以更多聚焦疑难复杂案件，推动审判质效与社会治理形成良性互动。 对策：为确保机制“转得动、落得实”，烟台在组织架构与流程节点上做了更细化的制度化安排。 ——在基层端，村居网格员承担信息收集与风险提示功能，把纠纷线索尽早纳入视野；镇街调解组织依托就近优势开展圆桌式协调，提升现场化解能力。 ——在专业端，行业调委会围绕欠薪、物业等高发领域发挥专业优势，以行业规则与事实查明提升调解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在衔接端，特邀调解员等力量推动线上办理，将司法确认、文书送达等环节与调解衔接，形成“调解—确认—履行”的闭环，减少群众往返奔波。 ——在末端，建立速裁把关机制，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快速排期，确保纠纷“有出口、不堵车”。以节点化管理和责任清单方式压实各环节职责，避免在流转中出现推诿或延误。 前景：诉源治理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可持续与可复制。一上，纠纷类型会随产业结构与社会生活方式变化而变化，解纷网络需要持续补强专业力量、完善行业规则供给，并提升基层调解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线上诉调对接、数据共享等手段不断深化，诉前调解有望更向“精准分流、靶向化解”升级，把更多矛盾化解在“萌芽期”和“初发期”。目前涉及的做法已得到媒体关注，并向周边地区推广，显示出一定的示范效应。下一步，如何在便利化的同时强化程序规范、保护当事人权利、提升履行率，将成为检验品牌成色的重要标尺。
基层治理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案件数量上，更在于能否减少诉讼增量。烟台法院的实践表明，通过前端化解机制，法治正逐步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每个环节，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更好地维护了群众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