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追赶式发展”到“引领式跃迁”的时代课题更加突出。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规划纲要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显著增多。与以往更多强调“跟随、赶超”相比，“并跑、领跑”更具战略指向，反映我国在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制度支撑下，正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跃升。如何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成为“十五五”时期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 原因——产业基础跃升与外部环境变化共同推动战略转向。 一上，我国制造业体系完整、产业规模大。近年来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供应链韧性建设，一批过去受制于人的环节实现突破或形成替代方案，创新从“点上突破”走向“体系推进”，为从“跟跑”迈向“并跑、领跑”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竞争逻辑正在重塑，个别国家推动“脱钩断链”、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全球技术扩散与产业分工受到更多阻力。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赖外部技术和市场难以支撑长期发展。规划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现实要求。 影响——“并跑领跑”将重塑增长动能，也将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从国内看，科技创新将更直接牵引产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意味着更加突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以及技术—产业—市场的协同联动，推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形成更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带动就业结构与人才培养体系相应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看，关键技术与产业标准的引领地位，决定了参与塑造未来产业形态与规则的能力。规划提出“并跑、领跑”，表达出我国将以更高水平创新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信号，有助于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中稳住优势环节、开辟新赛道，也有利于以更务实的方式参与国际科技治理、产业规则讨论与开放合作安排。 对策——以“体系能力”夯实领跑基础，以更高水平开放形成创新合力。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创新主体的协同。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与前沿领域，完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全链条布局，健全容错与长期投入机制，优化科研组织方式与评价体系，使之更符合创新规律，提升原创能力与工程化能力。 二是推动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加快新技术规模化应用，形成“创新—应用—迭代”的正向循环。 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对重要领域强化备份与替代能力建设，推动关键环节国产化、可控化与多元化布局并举，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 四是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国际科技合作“朋友圈”。在开放中提升创新质量，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形成更公平、合理、开放的国际创新生态，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以规则之名行封闭之实。 前景——“十五五”将是我国从创新大国迈向创新强国的关键窗口期。 面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在加速演进，竞争焦点正从单项技术比拼转向系统能力较量。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把科技进步与共同富裕、绿色转型、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探索一条更注重普惠与可持续的现代化路径。随着“并跑、领跑”领域增多，我国在全球产业与技术版图中的位置有望更上移，发展质量与治理能力也将随之提升。
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不仅是技术路线的升级，也意味着发展理念与治理方式的再塑；“十五五”规划呈现的不只是五年蓝图，更说明了中国在回答“现代化如何走、发展为了谁”上的持续探索。随着中国方案不断转化为可见的实践，世界也将更清晰地看到：真正的现代化不止于财富增长，更在于更可持续、更包容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