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规重拳整治政务APP乱象 为基层减负注入制度动能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政务领域加快应用,各类政务应用程序在提升信息传递效率、拓展服务渠道各上发挥了作用。但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务应用数量增长过快、重复建设、功能同质化等问题逐渐显现。部分应用甚至从服务群众、辅助治理的工具,变成任务下达、留痕考核的载体,导致基层干部频繁在手机端“填表报数”“打卡签到”“积分排名”等,陷入“指尖忙、实事少”的尴尬局面。“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由此成为基层减负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问题的形成——既有现实诱因——也有制度短板。一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些地方对“上新应用”形成路径依赖,误把“开发一个应用”等同于推进治理现代化,重建设轻运维、重上线轻评估,造成“应用堆叠”。另一方面,条块分割、信息孤岛仍然存在,部门各建平台、各采数据,重复采集、重复填报难以避免。再加之个别地方用量化排名替代实绩评估,把点赞、学习时长、在线时长等与考核挂钩,客观上推动基层在“指尖”端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导致被动应对、疲于奔命。究其根源,是治理理念偏差与管理机制缺位叠加:工具逻辑压过服务逻辑,留痕管理挤占了为民办事与现场落实的时间空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正是针对上述痛点作出的制度安排。办法以全链条思路建立规范化管理体系,推动治理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规范”,从“末端减负”转向“源头控增”。这意味着政务应用不再以“多”为目标,而是以“精、实、用”为导向,强调必要性、协同性与可持续性,强化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和闭环监督。 从影响看,该制度安排具有多重现实意义。其一,源头管控有助于“瘦身减量”。办法明确县以下(不含县级)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直指基层“乱建滥发”的关键环节,有利于从起点遏制无序增长,避免压力层层下传至末端。其二,整合归集有助于降本增效。推动功能相近、重复应用整合迁移,减少多头入口与多套流程,既降低运维成本,也减少基层在多个系统之间切换的时间消耗。其三,过程规范有助于“去虚存实”。办法提出负面清单,除特殊场景外不得设置打卡签到、积分排名等功能,不得将点赞、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切断“指尖留痕”与考核捆绑的链条,为基层腾出时间回到走访调研、现场办理、风险排查等更见实效工作上。其四,数据共享复用倒逼治理方式转型。推动数据共享、减少重复采集,不仅能提升办事效率,也有利于把应用真正用于问题发现、辅助决策与服务群众,形成“数据多跑路、基层少跑腿”的良性循环。 围绕对策落实,业内人士指出,制度落地关键在“统一口径、刚性约束、闭环评估”。一是压实主管责任,明确政务应用建设、审核、备案、运行维护、下线退出等环节的责任主体,形成“谁建设、谁负责,谁使用、谁规范”的治理格局。二是把整合归并作为硬任务推进,建立跨部门统筹机制,避免“合而不并、并而不通”,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数据标准、统一接口规范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三是完善评估与退出机制,对低频使用、重复功能、基层反映强烈的应用及时优化或退出,防止“上线即长期存在”。四是改进考核导向,更多以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为评价尺度,减少对“在线指标”的依赖,推动从“以留痕论成绩”回归“以实绩论成效”。五是加强培训与安全管理,提升基层使用体验与数据安全水平,避免因操作复杂、负担转移而出现新的形式主义。 从前景看,政务移动应用治理正进入“规范建设、协同共治、以用为本”的新阶段。随着制度约束强化、数据共享推进、考核导向逐步校正,基层“指尖负担”有望深入减轻,基层干部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解难题、优服务上。同时,这也将推动政务数字化从“重应用数量”转向“重治理能力”,促进形成更高效、更透明、更可持续的数字政府运行体系。当然,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靠制度立规矩,更要靠执行见真章,防止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新系统替代旧负担”的变形反弹。

政务应用程序的规范管理,看似是技术问题,实质反映的是政府工作作风和管理理念的调整。通过制度完善与源头管控,遏制“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既能为基层干部减负,更能促使各级部门回到服务群众和解决问题的主线,把更多精力用在办实事、促发展上。随着办法落地见效,政府数字化建设将更注重实用和协同,基层干事创业的空间也将继续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