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一轮申报如何“找得到、报得上、评得准” 随着第七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工作启动，如何更大范围内发现能够代表国家记忆、具备长期保存价值的文献记录，成为各地组织申报的一道关键题。长期以来，公众提到档案文献遗产，往往首先想到档案馆。这种理解并非没有依据，但也容易带来“识别范围偏窄、线索掌握不足”的问题，导致一些优质项目难以进入申报视野，影响名录的代表性与质量。 原因——文献载体多元、保管格局分散，制度需要牵引协同 从制度层面看，新公布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明确，档案文献遗产涵盖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具有重大和持久价值的多种载体和形态记录，既包括金文、石刻、简牍、绢帛、纸质文献，也包括照片、胶片及数字文献等；保管主体除档案馆外，还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该界定为拓展申报范围提供了明确依据。 从历史脉络看，清代以前大量“档案性文献”常以古籍、文物等形式保存于图书馆和文博机构；进入近现代后，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在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大量资料，也可能成为记录国家记忆的重要见证。载体更丰富、保管更分散，是申报工作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实践变化看，名录评选已呈现“由集中到多元”的趋势。前几批名录中，非档案馆机构入选占比相对有限；近两批入选结构更为多元，说明申报组织和价值发现正在从单一渠道转向多部门协同。扩大视野不仅必要，也具备现实基础。 影响——扩大视野将提升名录覆盖与保护效能 一上，更广泛的申报来源有助于“应收尽收”。文博机构保存的铭文青铜器、石刻碑碣、出土简牍等，直接承载早期历史信息；藏书机构保存的科举录、方志、谱牒等，可系统呈现制度演变与社会结构；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保管的业务档案、科研资料、工程建设档案，则记录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若申报仍主要停留综合档案馆条线，容易错过这些分散却关键的“国家记忆拼图”。 另一上，制度化遴选也会带动保护与利用水平提升。入选名录不仅是荣誉，更意味着更高标准的安全保管、修复保护、数字化建设与社会服务要求。将更多“沉睡库房”的重要文献纳入名录视野，有利于推动资金、技术、人才向关键资源集中，形成更强的保护合力。 同时，名录结构更具多样性，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参与和传播效果。公众对“记忆遗产”的理解，将从单一的馆藏概念，转向对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多维记录的整体认识。 对策——以省级统筹为抓手，打通跨机构申报通道 业内建议，各地在组织第七批申报时，可从以下上着力： 一是强化省级统筹与线索摸排。省级档案主管部门作为牵头单位，在动员档案系统的同时，面向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高校、行业主管部门及重点企业开展专项摸底，建立可申报项目库和动态线索清单。 二是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推动档案、文旅、教育、科技等部门信息互通，形成联合推荐、专家预审、风险评估等工作闭环，解决“有资源但不会报、能申报但材料不规范”等问题。 三是突出价值论证与真实性支撑。围绕文献的独特性、完整性、代表性、历史影响和保存状况，形成可核验的证明链条，提高申报材料的专业性与说服力。 四是兼顾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文献。对很重要的数字文献、影像资料和数据库等，同步考虑其原始性、可追溯性与长期保存方案，推动“入选即保护、保护促利用”。 前景——从“名录评选”走向“国家记忆工程”的系统推进 随着制度规范逐步完善、申报渠道持续拓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有望在覆盖范围、结构层次和社会影响上实现新的提升。可以预期，未来名录工作将更强调跨机构资源整合，更注重全过程保护管理，更突出公共文化服务导向，推动形成可持续的国家记忆保护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各类文献持有单位将共同成为“记忆共同体”的建设者。
当青铜器上的铭文与青藏高原的勘测图纸一同进入国家记忆名录，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保护视野的拓展，更是文明传承观念的深化。这场跨越时空的“记忆拼图”工程，正在重新回答：哪些中国故事值得被长期保存、被持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