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去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最好先别嫌它冷，诗其实就是把字磨得特别锋利的东西。你得拿它反复擦一擦，才能看见那藏在里头的刀口。觉得诗难啃，多半是没拆透。不管是文言文还是白话诗，都逃不过这个理儿，文言文的老镜子更需要细细打磨。我们开这个“诗文选读”栏目，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给诗“抛光”，把它拆成零件再重新拼起来理解。欣赏和了解本来就是分不开的俩兄弟，非要把它们弄断，最后也就只剩个模糊的感觉，抓不住真正的意思。 为啥非要拿《古诗十九首》开刀？一是它是最早的五言诗“范本”，“温柔敦厚”这个诗教的路数，《诗经》之后就数它声音最大了。从东汉到六朝，大家都拿它当考试大纲。二是大家虽然总提它但并不妨碍它还有话可说。昭明太子编《文选》时就只收了这十九首，“文选”成了经典，《十九首》也就顺理成章跟着成了经典。唐朝李善他们注《文选》自然绕不开它，清代更把它研究得火热，隋树森后来把各家的说法拢一块儿写成了《古诗十九首集释》，这书现在算是最完整的公共教案了。 说到典故，它其实是诗的一种“暗语”。有人嫌弃典故生硬破坏自然，或者觉得琐碎影响快感。这俩种看法都把诗当成了和散文一样摊开的大白话。其实诗就是那种暗示才是空气的文体，典故就是比喻的升级版。它用古事、成语或者眼前的景物拐个弯儿说话，把联想的空间留给读者去填。一首诗不一定用典故，但整部诗史离不开它；新诗换汤不换药，也就是把外国的典故搬进来用罢了。 陶渊明常被说成“自然”的标杆，可他诗里的典故也不少；直到古直细细注解之后我们才明白他在写什么。李善注《十九首》的高明处就在于他把典故跟文意缝得一点缝都没有。 别人注解的时候最容易掉进两个坑：一个是望文生义派。只盯着字面意思不看典故，结果注解跟诗句各说各的。另一个是比兴附会派。认定男女相思就必须扯上教化，揪住一两个词就想把大旗拉起来；硬把私情往庙堂上扯往往都难圆其说。 关于这十九首诗的年代和作者争论了两千多年了。现在考证下来大概是东汉末年出来的建安文学前哨。李善指出诗里的“宛”“洛”“上东门”这些地名暗示作者可能是东汉人；他还抓住第七首里“玉衡指孟冬”这句话断定用到了汉初历法，所以相信里面混有西汉诗。不过俞平伯、梁启超、徐中舒这些学者早就说了这条证据靠不住；而且东汉文人五言诗那时还在幼稚期呢。要是西汉就能写出《十九首》这种成熟的作品反而是个怪事——因为文人化程度高了和时代幼稚共存本来就矛盾。 《古诗十九首》虽然没署谁的名儿，但身上全是文人气息：典故、文人用语、浑括抒情……题材虽然是从民间来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离别相思、客愁乡思——却已经被打磨得光溜溜的没痕迹了。这么一来，“自然”和“人工”这两样东西就奇妙地合流在一起了：民间味给了它呼吸感，文人化给了它精致感——加在一起就成了“温柔敦厚”的那种独特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