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这一辈子，可是够漫长，也够折腾。你们可能也听过不少，但我就想把心里的话给你们掏掏。我这一生，病了二十年，最后还是投水走了。卢照邻说，我这投水不是绝望，是觉得活着太累，算来算去，死了反而更体面，只可惜，我这觉悟来得太晚了。 先说我二十岁那会儿，那时候我在邓王府当典签。典签是个五品官的属吏，主要管文书和书籍，说白了就是给邓王李元裕打理私人图书馆的。你们现在讲的知识管理、私人图书馆馆长，还有别人家的孩子，我当时就是那种人。但你们没看见我当时有多焦虑。我读了邓王的十二万卷书，可不是为了什么真学问，纯粹是为了写诗的时候有典故可引，写骈文的时候能对得上对子。当时大家都喜欢在任何场合引经据典，别人一说这小子真博学我就高兴。这其实就是我的生存策略，也是初唐文人的普遍手段——才华不那么突出的时候，就拿博学来补。 到了三十岁那年，我得了风疾。这可不是感冒那种小病，中风、麻风还是类风湿我也分不清，历史上也没说清。我手脚开始发麻，肌肉也慢慢萎缩，最后彻底成了废人，“不起行”已经有十年了。我那时候写了《五悲》，“悲才难”、“悲穷通”、“悲昔游”、“悲今日”、“悲人生”，你们现在觉得这是骈文名篇，是王勃他们初唐四杰的共性——王勃淹死了，杨炯杨盈川被贬死了，骆宾王下落不明，我病废了。但说实话，我们这几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王勃选择的是那种轰轰烈烈地燃烧自己的方式；而我选择的是拖延，一直拖到身体背叛我为止，拖到“悲今日”变成“悲余生”。 四十岁那年我辞官了，不是为了功成身退那套说辞。我实在是没法再待下去了，就搬到了太白山去。我在那里炼丹吃药，还去找孙思邈治病。孙思邈可是个活了一百多岁的神医啊，但他也救不了我。我吃了那丹药后身体反而更糟了，“赢卧不起”又有十年之久。 后来我写了《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那些句子。你们以为那是在讽刺权贵生活？不是的。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长安很久了，躺在床上也已经五年没法动弹了。我那时候只是躺在床上想象长安大道的样子罢了。我写的不是批判什么权贵生活，纯粹是对过去的怀念。“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句话大家现在都记得，还当成爱情宣言。但你们没看见下面两句：“比目鸳鸯真可羡”，“生憎帐额绣孤鸾”。我写的是“君不见”，是孤独的滋味。我病了这么多年，妻子早就离开了我（或者我根本没结过婚），感情生活和我的病因一样模糊不清。我只有一个“孤鸾”相伴而已。 五十岁那年我就搬到了阳翟具茨山那边去了。也不是什么隐居山林的意思，就是在等死罢了。我在那里买了园圃，疏浚了颍水河边建了几间房子给自己准备后事。这时候我写了《释疾文》：“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你们现在觉得这是自嘲或者和解？不！这是我最后的盘算啊！我算了一辈子：二十岁当典签读十二万卷书，三十岁得病，四十岁辞官搬到太白山找孙思邈看病（也没治好），五十岁搬到具茨山等死。算来算去我只算对了“博学能换名声”，却算错了名声能换健康这个理儿，也错信了老庄能治病这一套。“覆焘虽广”、“亭育虽繁”这些话都是我的认罪书啊！我向天地认罪、向孔墨认罪、向老庄认罪、向所有我曾相信能救我的东西认罪！ 五十二岁那年（原文是五十六岁还是五十五岁？这里按原文五十六岁算），我投颍水自尽了。也不算什么病死的样子吧？或者说这是自杀还是意外都很难说清。历史上的记载和我的一切经历一样模糊不清啊！我死前留下了很多诗稿给后人看（《五悲》、《释疾文》、《长安古意》这些），但最后给自己写的一首诗却失传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记录下来（或者有人送终但史书上没提），就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总是那么模糊不清——虽然被冠以“初唐四杰”的名号被后人记住了——但单独看我的一生总是那么让人难以捉摸。 你们现在讲什么“慢性病”、“长期带病生存”、“生活质量比生命长度更重要”，我可比你们早了1300年就体会过这些滋味啊！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们——病可以是有尊严的存在状态，但长期患病却没有尊严可言！我这二十年的病苦你们没少听吧？从三十岁发病一直折腾到五十岁（从手足挛废到卧床不起再到最后跳河）。我试过读书、炼丹、找神医孙思邈、搬离繁华去名山隐居等等一切法子，结果发现根本没用！“愿作鸳鸯不羡仙”这句话我是写过了，但真正做到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啊！我曾经羡慕过鸳鸯的成双成对（羡慕它们“双去双来”的日子），可我的现实只有孤鸾相伴、独自躺床、最终独自一人走向颍水自尽的命运。 这就是我的悲剧结局——也是所有长期患病者的共同悲剧结局——大家记住你不是因为你本身有多少才华（才华都被这一身病给遮蔽了），而是因为你在生病之前写过《长安古意》这种名诗被记住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