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何兹全还是济南一名18岁的高中生，他在那时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觉得自己像见到了心仪的人一样，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每天都抱着书看得如饥似渴。这种对唯物史观的坚信，成了他后来一辈子做学问的基础。何兹全毕业后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跟着傅斯年、钱穆这些有名的老师学本事。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他卷入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辩论，感受到当时学术界有一股很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涌动。他把掌握唯物史观比作手里有了一挺机枪，认为只有有了这个理论武器，才能在和别人争论的时候更深入地看清历史的本质。 1934年，何兹全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的文章，他的“魏晋封建说”观点就是在那时候慢慢成形的。他把唯物史观的方法总结成两条很实在的道理：一是要全面地看问题，二是要看事情是怎么变化发展的。靠着这种朴素却深刻的认识，他在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史和兵制史领域开了不少先河。 不过学术路上从来都不平坦。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魏晋封建说”跟当时主流的看法不太一样，何兹全的研究受到了不少质疑。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在外面转了好久，直到1956年才在《文史哲》上发表；还有一篇《汉魏之际封建说》，从写完到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上露面，中间隔了快三十年时间。哪怕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何兹全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又有了新的活力。1991年，他把几十年攒下来的研究成果编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社会》，这本书把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想法讲得很清楚，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时候距离他刚开始有这个想法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何兹全不光在具体研究上有成绩，他还在研究方法上帮了大忙。他觉得做学问一定要把历史事实和理论结合起来，反对死搬硬套理论公式。这种方法让他能更清楚地看清历史真相。 更难能可贵的是，何兹全一直强调历史学得为社会服务。他不赞成那种光钻书堆、不关心实际的研究方式。他觉得学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让人变得更聪明。他还说过：“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水平，好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到了晚年的时候，何兹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了两句很有道理的话：“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他解释说：“择善就是追求真理，知道了真理就要紧紧抓住不放；但也不能因为心里已经接受了旧真理就把新真理给挡在外面。”这其实是对自己一辈子做学问的一个总结。 何兹全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是起根本性指导作用的。从18岁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百岁高龄还在写书不停笔，他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一边坚守一边创新。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搞真正的学术创新不光需要勇气还得持之以恒；有价值的成果既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又能帮得上现在的忙。在我们现在要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何兹全等老一辈学者的精神和成果依然能给我们照亮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