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曲园里的俞樾在七十多岁那年，病得很重，就在他临咽气前，突然让儿子拿笔给他。他铺开一张纸，一口气写下九首七言绝句。这就是他给后世的话了，说是能管两百年的大事。诗写好以后，他闭眼就没气了。儿子俞陛云把这诗收进《春在堂续编》里，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病中呓语》。过了二十年，他孙子俞平伯把这本书印出来，还请了陈寅恪写跋。 这诗里写的事，居然和后来发生的事儿对得上号。第二首诗说老百姓开始瞎议论，礼教就都散了架，大家都变成了自由人。这正好碰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老百姓纷纷起来说话，旧礼教确实不行了。第三首诗讲讲平等的话，结果世界上就打了仗，弱肉强食的场面让人看着心里难受。孙中山说的“平均地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都被老先生提前二十多年写在诗里了。 很多人觉得奇怪甚至以为是假的，陈寅恪就在跋里泼了盆冷水。他说大家别太当真，这是历史本身的变化规律在起作用。俞樾只不过眼光长远一点，抓住了历史转折点才写出这种预言。说白了不是诗预知未来，而是世界印证了诗里的话。 俞樾和李鸿章都是曾国藩的学生，还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李鸿章一路升官发财，他却总是被人排挤。他去河南当学政的时候出了道题“花落春仍在”，结果被御史说成是违背经书意思，给他革了职。回到老家后李鸿章请他去苏州紫阳书院教书，结果这把凳子和粉笔把他的学术道路给转了向。 虽然他自嘲“三无”——没钱、没官、没本事——可这背后藏着他对当官的绝望和对书本的热爱。回家以后他把三十年都花在写书上面，写完了五百卷的《春在堂全集》，经史子集各种东西都有。以前有人说做学问得耐得住寂寞，这话确实有道理。要不是当年被罢了官，估计就没有后来这么有名的“曲园学派”了。 他在苏州、杭州、德清、菱湖这几个地方讲学，教出来的弟子满江南都是。章太炎和吴昌硕都跟他学过东西。不过这位老学究晚年却对中医有意见了。因为家里人接二连三去世或者生病，他觉得中医不靠谱。1921年他写了篇文章主张废除中医，当时舆论炸锅了他也不管不顾。 到了晚年他不再为中医的事儿争辩了，整天念经拜佛。1907年他写的那首《别俞樾》就把一生写透了：“一辈子就为了一个名声累死累活八十年；以后我就把真我带走吧；管它最后名声是被人忘记还是流传下去。”把生死看开了人就自在了。1910年正月十五他念完《金刚经》就坐着去世了，七十七岁的年纪不算短了。 曲园的梨花现在还是年年开着，那九首绝句却在风里飘着呢——大家记住的不是什么神奇的预言，而是一位学者用一辈子的目光看着时代、也看着自己的那份悲天悯人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