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核反应堆开始，结构生物学家徐华强为了探寻科学真理，曾多次在科研道路上“换道”，直到来到美国的Van Andel研究所后才算是真正把GPCR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回国这20年来，他把实验室从美国带回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并且在药靶中心和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等领域崭露头角。 01年日内瓦的那次会议成了徐华强内心的转折点。当时一名来自蒋华良的学生在交流时随口的一句话，让他心里埋下了回国的种子。8年后当他亲身目睹国内实验室通宵达旦的忙碌场景时，“科研春天”的气息让他心动不已。趁着蒋华良的引荐，2009年上海药物所与Van Andel研究所正式建立了联合实验室。面对着一边是苦心经营17年的海外组，另一边是刚刚起步但充满朝气的国内组，徐华强再次面临选择。最后他选择了留下，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验室正处于关键发展期，学生们更需要我。”经过多年积累，2019年他最终放下了国外的一切。 回到国内后，徐华强给自己立了规矩：要从底层逻辑出发，踏实做事，打破新药研发“十战九败”的局面。目前他的团队已经成功解析了30多种与神经、免疫和代谢相关的GPCR结构，为药物设计提供了清晰的靶点。其中治疗脂肪性肝炎的CS0159候选分子不仅在美国获批临床，在中国也同样获批。这个过程完全是由国内团队独立完成的，“这是中国人原创、世界共享的药”。 很多人以为他的科研之路一直顺风顺水，其实这是一个充满波折的过程。他从清华的核反应堆专业开始转变方向，先后在清华生物物理、杜克大学酵母基因调控、麻省理工学院结构生物学以及葛兰素史克公司任职。2002年他从企业回到学术界并在Van Andel独立建组；2019年他再次“清零”，回国从头再来。每一次改变的背后都源于他对科学研究的热爱与好奇。 新冠疫情暴发后，徐华强把实验室变成了“抗疫战场”。2020年他带领团队仅用46天就解析了新冠病毒RNA复制酶结构；2021年底奥密克戎BA.1肆虐时，他们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拿到了刺突蛋白的高分辨率结构；2022年初上海疫情严峻时团队封控在园区里，第一时间完成了BA.2刺突蛋白与ACE2的冷冻电镜结构。这些数据第一时间上传到公共数据库供全球科学家使用。 作为导师，徐华强常对学生说两句话：“要有自己的想法”，“失败并不可怕”。在他的带领下有一大批年轻人在CNS等顶刊上发表论文。尹万超现在已经成为独立课题组长；蒋轶、庄友文、段佳等人也陆续在科研领域取得成绩。段佳甚至拿到了“吴瑞奖”，被视为华人生命科学在读博士的最高荣誉。 “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比我自己拿诺奖还开心。”徐华强把实验室打造成了一个传帮带的接力场，他把自己的火把传给了下一代，让年轻人们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