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信网络诈骗仍处高发态势，新手法带来新风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长、环节多，跨地域、隐蔽性强，往往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交织，形成“诈骗—转账—洗钱—取现”的闭环。随着支付工具、通信方式和网络平台不断更新，一些犯罪团伙“技术、话术、渠道”上持续翻新，对社会公众尤其是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造成长期侵害，也给社会诚信和基层治理带来压力。 原因——黑灰产业“供血”，信息泄露与技术滥用叠加。电诈犯罪持续蔓延，既与犯罪组织化、专业化分工有关，也离不开黑灰产业链的支撑：一上，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批量注册账号、搭建引流平台、提供“跑分”结算等行为降低了作案门槛；另一方面，跨境链条让资金流、信息流更加复杂，洗钱手法不断变化，提升了侦查和审理难度。同时，部分群众对新型骗局辨识不足，面对“高收益理财”“冒充客服”“虚假投资”“刷单返利”等套路，容易被“精准画像”诱导，从而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影响——增幅回落释放积极信号，但治理仍需持续加力。3月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作工作报告。会后，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汪斌在解读报告时介绍，人民法院2025年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4.1万件、8.5万人，同比上升1.2%，增幅明显低于前两年，说明严惩高压与综合治理正在见效。业内人士指出，增幅回落表明“打击+治理”的合力逐步形成，但滋生电诈的结构性土壤仍未完全清除，新手段与跨界融合趋势带来不确定性，对电诈犯罪仍需保持持续高压。 对策——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形成更紧密闭环。据介绍，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围绕重点难点问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预防和打击治理向纵深发展。 第一，坚持预防为先，提高反诈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相比事后追赃挽损，事前防范更能以较低成本减少损失。人民法院将围绕高发类型和新型骗局，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易受骗群体开展更精准的法治宣传，改进普法载体与表达方式，提升识骗防骗能力；同时适时发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明责，回应社会关切，强化警示教育，守住群众“钱袋子”。 第二，坚持依法惩治与规范引导并重，压实涉诈关键环节责任。在审判中依法准确适用法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严惩组织者、骨干成员以及惯犯、累犯，也对涉案人员分层分类处置，提升惩治精准度和震慑力；同时通过司法裁判规则引导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推动对应的行业提升风险识别与处置能力，压缩涉诈工具被滥用空间。 第三，坚持全链条治理，严打上下游关联犯罪，斩断黑灰产业链。人民法院将加大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洗钱等关联犯罪的惩处力度，围绕“技术支持、引流推广、账户供给、资金结算”等关键节点追根溯源，推动形成覆盖“人、卡、号、链、钱”等要素的综合打击格局；同时关注犯罪团伙跨界融合、洗钱路径更趋复杂等新变化，探索更匹配的司法应对与治理建议，促进完善全链条防控体系。 前景——以司法协同促社会共治，推动反诈治理从“治标”向“治本”延伸。反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司法机关与有关部门、平台企业、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以及基层组织协同发力。随着裁判规则更清晰、典型案例持续释法、对黑灰产业链打击更精准，再叠加社会宣传教育覆盖面扩大，电诈犯罪生存空间有望进一步收缩。，面对技术迭代与跨境链条的新变化，治理也需动态升级：既要在打击端保持高压，也要在源头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账户管理和资金异常监测，推动形成“预防在前、处置在中、惩治在后、修复在终”的长效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是一场持久战，既需要司法机关持续发力，也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共治。随着法治防线与技术防线不断加固，我国正逐步形成“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追惩”的立体化治理格局。这场关乎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的攻坚行动，也将持续检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