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广州对外经贸往来和跨境投资持续活跃，贸易、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海事海商等领域交易更频繁、链条更长、参与主体更为多元，纠纷类型也呈现专业化、复合化和跨境化趋势。相比之下，传统诉讼程序周期较长、成本较高，部分涉外争议还会遇到法律适用与证据规则差异等现实难题，市场主体对“高效、专业、可预期”的纠纷解决渠道需求日益增长。因此，商事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如何提升专业供给、实现跨域衔接与规则对接，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关键任务。 原因：一方面，开放水平提升带来纠纷增量。大湾区内产业分工与跨境合作更紧密，投融资、供应链履约与技术合作更频繁，争议往往涉及不同法域与行业规则。另一方面，企业对“止损型解纷”的需求更强。面对不确定的商业风险，企业更倾向通过协商与调解尽快恢复交易秩序、减少损失——并尽量维持合作关系。第三——制度供给持续完善推动机制创新。以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中心为代表的专业机构，通过队伍专业化建设与机制组合创新，将调解与仲裁、行业服务以及跨境协同更紧密地衔接，提升了争议解决的可操作性与匹配度。 影响：广州市司法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中心累计受理商事调解案件逾4500宗，涉案标的总额超169亿元，其中成功调解案件标的额约10亿元。这些数据表明，调解分流纠纷、降低成本、提升解纷效率上作用明显。，中心围绕“立足广州、辐射湾区、面向国际”的定位，探索形成“调解+仲裁”“调解+行业服务”“调解+跨境协同”的全链条模式，为商事争议提供更多路径选择。对市场主体而言，机制更成熟意味着合同履约信心与商业预期更稳定；对城市治理而言，有助于以非对抗方式化解矛盾、减轻诉讼资源压力；对大湾区协同发展而言，有助于推动规则对接与服务互通，增强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整体竞争力。 对策：提升商事调解质效，关键于人才、规则与协同的系统推进。其一，夯实专业供给。中心自2020年8月19日成立以来，已建立多元化调解员队伍，截至2025年12月31日在册调解员达582名，涵盖律师、专家学者、公司高级法务人员，并吸纳28名港澳及外籍资深调解员；具备涉外调解能力的调解员达156名，服务领域覆盖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建筑工程、海事海商等多类争议，为专业化处理与行业化对话提供支撑。其二，推动机制联动。通过“调解+仲裁”等衔接安排，引导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更快达成解决方案，并在需要时与仲裁程序顺畅对接，增强结果的可执行性与确定性。其三，深化跨境协同。中心与香港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广州数据交易所等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横琴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广东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等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形成大湾区商事调解联盟雏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跨境纠纷提供更便捷的协同渠道。其四，强化行业服务与预防功能。通过嵌入企业合规、合同管理与风险评估等环节，把“事后解纷”延伸到“事前防纷”，降低纠纷发生率和升级概率。 前景：从趋势看，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以及数字经济、跨境数据流通等新业态加快发展，涉外商事争议仍将保持一定规模，并呈现更强的专业性与新型特征。调解机制下一步的重点，在于继续完善跨境规则对接与证据材料流转的便利化安排，提升线上解纷能力与多语种服务水平，推动与仲裁、诉讼、行业组织的衔接更顺畅、更规范。同时，中心已处理多起涉及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涉外及跨境纠纷，显示其国际化服务能力正在形成并逐步扩大覆盖面。可以预期，随着专业人才储备持续增强、跨境合作网络不断拓展、制度衔接更加成熟，广州商事调解的影响力将增强，在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吸引高质量要素集聚上发挥更大作用。
从涉案标的额超169亿元的规模增长到跨境解纷规则的机制创新，广州的探索不仅拓展了商事调解在中国的实践路径，也折射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内在逻辑——以专业服务为基础、以制度协作为支撑，让“和为贵”的理念在更可操作、可预期的规则框架中落地；站在大湾区融合发展新起点上，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解纷之路，有望为国际商事秩序的演进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