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冬，名臣刘统勋去世，清廷权力格局随之出现明显变化。以“谨密能断”著称的于敏中接任首席军机大臣，却未能延续前任的清廉。史料记载，这位江苏金坛出身的状元，掌权的六年间，将翰林院时期“一字不苟”的严谨，逐渐转化为对权力与利益的强势把控。问题真正浮出水面，是在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病逝之后。朝廷清点其遗产，发现家产总值约二百万两白银，约合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更令乾隆震怒的是，这位曾被视作心腹的重臣，被指通过操纵官员任免、截留地方贡赋等方式系统敛财。乾隆御笔朱批以“滥列贤良”加以斥责，最终将其牌位逐出雍正帝设立的功臣祠庙。 深入来看，此案折射出封建官僚体系中监督乏力的结构性问题。于敏中初入军机处时尚能守住分寸，但在权力高度集中且缺少有效制衡的环境下，他借皇帝宠信编织利益网络：一上借编纂《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结交士人，另一方面利用军机处“廷寄”制度介入地方政务。传教士所记“满朝争献颂词”的景象，也从侧面显示出权力寻租的常态化。 此案对清代政治生态影响深远。学者指出，继任者和珅的贪腐规模虽更大，但不少做法延续了于敏中的路数。从刘统勋“轿不过门”的清廉，到于敏中“门庭若市”的腐败，短短数年间形成的示范效应，推动“乾嘉吏治”由盛转衰。乾隆晚年多次发起钱粮亏空清查，也可视为对此积弊的补救。 从今天回望，此事的警示意义并未因时代更迭而减弱。皇权体制下依赖“人治”的监督方式先天有限，而权力过度集中又容易催生系统性腐败，因而成为值得反复研究的政治学样本。正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所示，于敏中案卷中的朱批墨迹，不只记录个人沉浮，也留下制度运行与演变的清晰痕迹。
于敏中并非只是一个可供道德评判的个案，更像一面镜子，映照权力结构、政治生态与监督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树立清廉标杆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把廉洁要求落实为可执行、可核验、可追责的制度安排。以史为鉴，治吏之要在于治权，治权之要在于治制；制度常在，风气方能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