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中国文坛啊，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作家们写完书，还得回过头来说说自己是怎么写的。这种创作谈，跟小说、诗歌什么的不一样，它有时候附在作品后面当个序跋或者后记，有时候自己独立成章，像聊天或者随笔一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学昕老师就把这种东西看成是作家对写作经验的总结和思考，是对自己艺术实践的一次复盘。 就拿汪曾祺来说吧，他写了《〈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的》。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巧云为救恋人尝尿碱的那个细节，说这是他事先根本没想到的。这种“情急之下”的笔触，恰恰说明好的文学创作是在理性规划和感性爆发之间找到平衡。贾平凹在写商州的时候也写了不少创作谈，比如他在《秦腔》后记里说要给故乡立块碑子。 这些创作谈其实是把作家的内心世界给打开了一扇窗。它不仅仅是在讲故事是怎么写出来的，更是在展示作家和笔下人物是怎么同呼吸共命运的。这种方式跟沈从文说的“贴着人物写”特别契合。 而且，创作谈还能把作品和阐释联系在一起。贾平凹在《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言里就说商州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这种文字跟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放在一起看，能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共振。读者看的时候对照着读，就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美学追求和文化指向了。 现在的创作谈形式也越来越多了，不光是传统的序跋，文学访谈、写作札记这些都有。这些文字记录了作家的成长历程，也反映了文学思潮的变化。在信息那么多的今天，这些真诚的话就像是指路明灯，既照亮了作家的创作来路，也给了读者解读的方向。 其实啊，“创作谈”这个东西早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明白了。它是作家艺术观的集中体现，是文本意义的延伸扩展，更是文学场域中多方面对话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