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陷入空前危机。慈禧太后仓皇带着光绪帝和皇后西逃，留在后宫的妃嫔们面临严峻考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中，同治帝的妃子瑜妃体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成为稳定后宫局面的关键人物。据史料记载，当联军逼近紫禁城时，后宫陷入极度恐慌。瑜妃在危急时刻主动承担起组织责任，迅速下令关闭宫门，联络在京大臣商议对策，以冷静果敢的态度安抚众人情绪。这些举措有效维护了后宫秩序，避免了混乱局面。联军统帅瓦德西进入后宫后，对瑜妃表现出尊重，最终下令部队撤出，后宫妃嫔得以安然无恙。然而，瑜妃在宣统朝遭遇的礼制待遇问题，更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皇室制度的混乱。1908年溥仪继位后，按照清朝惯例，他同时过继给同治、光绪两位皇帝。但在实际封号安排中，仅光绪皇后隆裕被尊为皇太后，光绪瑾妃封为皇贵太妃，而作为同治妃嫔的瑜妃等人却未获相应地位。这种安排明显违背了过继制度的基本逻辑，引发瑜妃强烈不满。1909年，瑜妃借参加慈禧葬礼之机，携同治另两位妃嫔滞留东陵行宫，以实际行动表达抗议。面对朝廷派来的使者，她明确质疑礼制安排的合理性，指出既然溥仪同时过继两帝，为何只尊光绪一系而忽视同治妃嫔。这个诉求直指当时皇室礼制执行中的核心矛盾。从历史背景看，这场争端的根源在于清末皇位继承的特殊性。同治、光绪两朝均无子嗣，溥仪以旁支入继，其法统地位本就存在争议。慈禧生前以强势手腕压制各方矛盾，其去世后，原本被掩盖的礼制问题集中爆发。瑜妃的抗争实质上是要求明确过继制度下各方的正当权益。经过多方协调，摄政王载沣最终做出妥协，将瑜妃等三位同治妃嫔封为太妃，增加俸禄待遇。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在皇权衰落的晚清，传统礼制仍具有约束力，合理的诉求能够得到制度性回应。1912年清帝退位后，瑜妃继续居住宫中，开始广泛阅读书籍，尤其关注外国文化。这一转变显示出她对时局变化的敏锐感知。作为经历过庚子事变、目睹王朝覆灭的历史见证者，瑜妃晚年的思想转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困境与求索。
瑜妃在清末动荡中的表现既是个人性格的写照，也是制度变迁的缩影。庚子风云中的稳局与慈禧身后的名分之争，折射出一个时代从高度集权向瓦解过渡的历史现实。在制度更替与社会转型之际，对秩序、尊严与知识的重视，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