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的一天，北京开了个政协座谈会，邀请各方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朋友来提意见。当时76岁的章士钊上台发言，他打了个比方，说水果皮烂了没关系，削一层还能用，可要是果核坏了，就是把表皮抹得再光溜也救不活。然后他就直接点题了，说共产党是革命政府，打下江山后千万别学宋太祖赵匡胤那一套杀功臣、夺兵权。他本来就是好意，盼着大家能团结一致把国家建设好。可没想到反右派运动一开始，这话就被人抓住把柄了。批判会开了好几场，有人翻旧账说他以前在北洋政府当过教育总长，也有人拿他说的水果来做文章，甚至有人提议把他和章伯钧、罗隆基凑到一起，硬归到“大右派”里面去。那时候戴右派帽子是挺吓人的，章士钊当时都快80岁了，日子过得特别紧张。他是个直肠子人受不了气，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毛主席看了回信说：“章行严的话另当别论，他可不是故意捣乱。”就凭这一句话，风波就过去了。他后来回想起这件事都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救场，我那会儿肯定挺麻烦的。” 其实早在1918年，章士钊就跟毛泽东认识了。那时候是杨昌济先生把他俩撮合到一块儿的。杨昌济给老师写信推荐学生，说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有本事的人。章士钊见了面以后觉得这小伙子挺顺眼，两人就这么搭上了线。到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为了让湖南的青年能去法国勤工俭学，同时又要支持老家的革命运动，手头缺钱。他就想起了章士钊。章士钊二话不说在上海的工商界帮他募捐，很快凑到了两万银圆全都交给了毛泽东。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不少的一笔经费了，一部分用来送年轻人出国读书，剩下的带回湖南干革命的事儿。毛泽东后来一直都记着这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前，章士钊也参与过国共和谈。没谈成之后他留在北平没走，后来又跑到香港帮忙劝说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发动和平起义。1949年以后他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成员，还当上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这些职位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为国家做贡献。 到了1963年初的一天，毛泽东跟章含之聊天的时候提到了1920年那两万银元的事。他说这是一笔债要还，就从自己的稿费里掏钱每年春节给两千元，打算十年内还清这笔钱。章含之回家跟父亲一说，章士钊就回绝了：“那是公共募来的钱不是私人借款不用还。”毛泽东坚持要送这笔钱：“这笔钱没法还当年的恩情，就是让老先生多过点好日子罢了。”为了让章士钊好接受，他就拿还债的名义发过去。从那以后每到农历正月初二，随从都会准时把款项送到章宅。到1972年本金发完之后毛泽东又提起来：“还有四十多年的利息呢只要我还活着就一直给。”虽然章士钊推辞过几次但钱还是准时送来。 在晚年的日子里章士钊主要搞学术研究。从1960年开始他就着手整理研究柳宗元的《柳文指要》，足足写了一百多万字。写完之后他把稿子交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完很认真地修改了几处还整体肯定了这部作品。到了出版的时候有些不同意见冒出来了，毛主席专门给出版社下了指示：“对于像章士钊这样资深的先生和党外人士不能强求他们去改那些早已有主见的看法。” 1971年9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这套共有14册的《柳文指要》。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在宴会上把这本书介绍给客人还送了一册给尼克松呢。 后来这本书还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给收藏起来了。 章士钊这辈子最挂在心上的就是国家统一的事儿。1956年他托人给蒋介石捎信说起家乡平安的情况表达了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1973年5月已经95岁高龄的章士钊坐上专机去了香港表面是探亲其实是肩负着联络台湾的重任那时候他身体不太好但还是坚决去了到了7月1日那天他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