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前行，成功经验如何提炼与转化；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加速，科技竞争与贸易摩擦交织。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国内转型任务并行的现实，如何从中国70余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提炼出可验证、可推广的经验框架，并服务“十五五”时期的战略谋划，成为学界与政策界共同关注的议题。以“追赶”为主线梳理中国从“一穷二白”到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有助于回答“做对了什么”“靠什么实现跃升”“哪些因素始终如一、哪些发生演进”等关键问题。 原因——从历史与比较视野形成“四位一体”的解释框架。经济学家宋泓在新书《中国为什么成功：一种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考察》中提出面向后发国家追赶的综合分析框架，强调四个相互支撑的关键环节：其一，新型政党在组织动员、政策执行与长期目标塑造中的作用，为跨周期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供给与治理能力；其二，民族国家构建强化国家整合能力与公共权威，促进资源配置与社会动员，形成“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础；其三，坚持自立发展，在开放中增强自主性，既降低对外依附带来的脆弱性，也避免封闭内向造成的技术停滞与效率损失；其四，本土能力建设贯穿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全过程，通过教育体系、产业体系、科研体系和组织体系的长期积累，打破低水平均衡，减少“投入巨大却难以转化”的发展损耗。该框架力求超越单一变量解释，强调历史路径、制度选择与能力积累之间的耦合效应。 影响——为“十五五”阶段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与比较参照。不同于一些以单一指标或单一政策工具解释国家成败的观点，本书及涉及的讨论更强调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与决策的约束，提示在关键阶段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提升风险识别能力与治理韧性。从国际比较看，二战后不少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扩散、金融稳定与社会整合等出现“中途停滞”。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跨越多重障碍，与长期主义的国家能力建设以及不同时期的政策组合密切相关。对当下而言，这类总结有助于把“发展成就”深入转化为“制度化经验”，也为理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提供参照：创新不是孤立环节，而是与产业体系完备度、市场规模、政策协调能力、人才培养机制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 对策——在新阶段把“能力建设”落到可操作的政策组合上。面向“十五五”，与会学者的讨论预计将进一步聚焦如何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路径：一是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优化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方式，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全球竞争中的主动权；二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夯实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基础；三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层面推进制度型开放，扩大与更多经济体的互利合作，同时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四是优化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协同，提高宏观政策一致性与落地效率，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要素顺畅流动与资源高效配置；五是把民生保障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更突出位置，通过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制度完善释放消费潜力、稳定社会预期，为创新与转型提供更稳固的社会基础。 前景——从“追赶”走向“引领”，关键在于把握长期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增长动能转换、人口结构变化与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约束与机遇并存。未来竞争将更多体现为综合国力与体系能力的竞争：既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也包括产业组织能力、政策协调能力、风险处置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学界认为，继续坚持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兼顾、发展与安全相统筹，才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此次对谈活动将于4月12日10:00至11:30举行，参与嘉宾包括宋泓（中国社科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力（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泰（国务院研究室原工交司司长）等，将从理论、历史与政策等多维视角展开讨论。
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现代化道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在“十五五”规划即将启动之际，系统梳理历史经验、深入把握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中国在转型期稳步前行，也将为国际社会理解发展选择与治理路径提供重要参考。正如与会专家所言，读懂中国，才能更好理解这个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