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之际，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维舟主动向中央军委提出降衔申请；作为从辛亥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的军事将领，他完全符合评定大将军衔的标准。此事在军委内部引发不小反响。毛泽东同志在了解情况后，题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八字，给予肯定。究其原因，王维舟让衔并非一时起意，而是其长期党性修养的自然体现。1933年奉命开辟川东根据地时，面对敌强我弱、条件艰苦的局面，他因势利导采取“兵民共耕”办法，既保障部队供给，也争取群众支持。长征途中，他率独立军团穿越“死人岭”，在减员过半的情况下仍保持建制完整和部队士气。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385旅旅长兼政委，他结合当地情况建立“村村有岗”的防御体系，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贡献。
历史往往在细节中显出本质。主动让衔不是“退让”，而是对党性原则的坚守、对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自觉维护。今天重温这个往事，意义不在渲染传奇，而在于读懂一种长期有效的治理逻辑：制度靠执行树立权威，作风靠自觉形成合力，事业靠一代又一代把个人荣誉置于党和人民事业之后的担当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