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市固体废物治理压力持续加大，倒逼系统性变革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推进和消费升级，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上升，处理设施负荷不断加重；一些城市一度出现填埋场接近饱和、转运距离变长、周边环境风险增大的情况，垃圾治理从“末端处置”转向“全链条管理”已成必然。杜祥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固体废物治理既关系生态环境质量，也影响城市运行成本和公众健康，需要用系统工程思维化解“垃圾围城”风险。 原因——增量快、结构复杂与治理体系短板叠加 一是总量增长快、区域聚集明显。部分超大城市人口密度高、商业活动集中，垃圾产生强度大，治理压力更突出。二是成分更复杂。厨余垃圾含水率高、可回收物价格波动明显，若前端混投混收，会直接拉低处理效率、抬高处置成本。三是治理链条仍有短板：源头减量机制不够完善，分类投放不够便利，回收体系标准不统一，资源化利用的市场机制仍需健全。四是公众认知容易被片面信息带偏。针对“垃圾不用分类”“焚烧就能解决”等说法，杜祥琬强调，这忽视了分类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控制系统成本中的基础作用。 影响——固废治理成效关系绿色转型质量与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固体废物治理不只是环境问题，也检验发展方式是否转型到位。杜祥琬指出，如果仍主要依赖填埋或“混合焚烧”，会带来多重后果：其一，厨余垃圾含水高会拉低焚烧热值，往往需要更多辅助燃料，单位处理能耗上升；其二，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混杂，会造成资源流失并增加二次污染风险；其三，末端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持续抬升，容易陷入“越产越处置、越处置越紧张”的循环。相反，推进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可以在前端减少无效运输与末端负荷，提高再生资源回流比例，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腾出空间。 对策——以“无废城市”理念统筹全链条治理，分类仍是关键抓手 在固废治理转型的关键阶段，杜祥琬参与推动并倡议的“无废城市”理念受到关注。他解释，“无废”并不是不产生固体废物，而是通过制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调整，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对必须处置的部分做到安全、无害，将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围绕路径选择，杜祥琬强调三点： 第一，源头减量要前移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通过限制过度包装、推广可重复使用产品、推动绿色采购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减少一次性用品带来的“先天产废”。 第二，垃圾分类是提升资源化利用效率的基础工程，不是可有可无。焚烧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分类可以退出，相反，分类能明显提高体系效率：厨余垃圾更适合厌氧消化、堆肥等处理；可回收物进入再生利用体系；有害垃圾单独收运处置；剩余垃圾再进入焚烧或其他末端处理，实现“各得其所”。 第三，资源化利用需要市场机制与标准体系一起发力。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打通分类收集与再生利用企业的衔接；健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强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建设，提高再生产品质量稳定性，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闭环。 同时，他建议加强科学传播与公众参与，避免用个别项目的阶段性表现替代系统治理的判断。垃圾治理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公共政策与社会行动，应在信息透明、规则稳定、成效可衡量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前景——从“点上试点”走向“系统推进”，以治理现代化支撑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无废城市”建设关键在统筹规划、协同治理与持续评估。随着政策体系优化、分类设施逐步补齐、资源化技术持续迭代，我国城市固废治理将加快从末端处置导向转向全流程管控导向。下一步，“无废城市”有望与城市更新、园区循环化改造、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更融合，推动形成“减量—分类—回收—利用—处置”的闭环体系。 杜祥琬表示，跨领域不是为了概念上的“跨界”，而是面向现实需求寻找解决方案。从战略研究到政策建议，再到推动理念落地，他更关注把复杂问题拆解为可执行的路径，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与行为改变。
从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场到城市里的垃圾分类站，杜祥琬用数十年的科研实践诠释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含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这位科学家的跨领域探索带来启示：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学科交叉与问题导向——而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也应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同频共振。这种把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命题的精神，正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