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新安郡地处安徽黄山、江西婺源和浙江淳安交界处，那里有一家贫苦的徐家，主人徐辛、徐端、徐正还有徐娣，一共三儿一女。家里穷得叮当响，爷爷辛苦种地供孙子读书，全靠东挪西借才能凑齐笔墨纸砚和灯油饭菜的钱。徐辛初中的时候，家里还能咬紧牙关支持他。等徐端也升上初中，哥哥大学还没毕业，弟弟妹妹又要上学，家里实在扛不住了。父亲说哥哥学习好，徐端只好含泪辍学回家务农。谁能想到呢？这位稚嫩肩膀扛起全家的少年，最后硬是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哥哥去了新安档案局工作，弟弟成了郡学的教授。 可惜的是，父母没有享一天福就去世了。兄弟三人平时离得远，通信全靠书信联系，沉默中隔阂慢慢滋生。后来徐端“弃耕从混”当了县衙干部，却把读书时的怨气一股脑儿倒在哥哥弟弟头上，说他们欠了自己学费。在妻子枕边风的鼓动下，他一纸诉状把哥哥弟弟告到了县法院。 主审的刘克庄是个江湖派词人，写判词也带点诗意。他先引《诗经》里的《棠棣》诗把兄弟比作并蒂之花，“同气连枝”强调天然义务；再指出徐端诉求无凭：父母在世时学费谁出、出了多少？全没证据；最后把笔锋对准社会风向：兄弟争财满城风雨。法官直接堵死追偿之路，还警告再闹下去就“明正典刑”。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说过：“情理经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这就好比是一种活生生的注脚：宋代判词讲究事实+说理+教化，把亲情和法理摆在法律条文前面。可千百年后的今天呢？北上广深的城市里兄弟姐妹为了房产继承对簿公堂屡见不鲜，“兄弟明算账”成了最冷酷的玩笑。 其实这股“嚣讼”之风在宋代就已盛行：市井百姓本来不想打官司，却被“讼师”和“教唆者”鼓动得去争个输赢。刘克庄痛斥这种人胜亦负、负亦负；教唆者胜故胜、负亦胜。当司法成为唯一的出口时，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就失灵了。我们现在看这种情况不仅要反思道德滑坡，更要思考怎么让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庭外——这或许才是判词里最缺、也最该补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