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两万余件食药安全公益诉讼案 多措并举守护民生底线

问题——从“餐桌”到“药箱”,安全隐患呈现链条化、反复性特点。

特色茶饮违规添加甜味剂、预制菜包装标识与实际不符,农产品检验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中药材“以假充真”、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乡村医疗点位出现无证行医等现象,直接触及群众最敏感、最现实的健康权益。

此类问题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多个环节,既可能发生在城市商圈,也可能出现在乡镇集市与村卫生室,隐蔽性强、跨区域流动快、易出现“整治一阵风、回潮再反弹”。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监管断点,形成“看得见的乱象”与“看不见的漏洞”。

一方面,部分经营主体为追逐短期利润,通过非法添加、虚假标识、以次充好等方式降低成本、抬高售价;在中药材等领域,供需波动、产地分散、鉴别专业门槛高,也为造假售假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食药领域监管主体多、链条长,标准规范与技术手段在不同环节存在不均衡:例如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开具、畜禽检验检疫证明使用等关键节点,如果信息化追溯不足、查验抽检不到位,便容易出现“证明空转”“数据失真”。

基层医疗卫生点位分散、监管力量薄弱,导致无证行医、违规售药等风险在末端累积。

与此同时,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预制菜等新兴领域标准供给和标识规则有待进一步细化,也增加了治理复杂度。

影响——既关乎公共健康,也影响市场秩序与产业信心。

食药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可能造成急性或慢性健康损害,易引发群体性焦虑,抬高社会治理成本。

对市场而言,假冒伪劣会挤压合规经营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产业品牌与地方特色食品口碑;对农村地区而言,基层用药与诊疗不规范会放大健康风险,削弱群众对基层公共服务的信任,进而影响分级诊疗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对策——以公益诉讼监督为牵引,推动行政监管“补短板、治源头、强协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药安全公益诉讼案件24029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19%。

围绕群众关切,检察机关在全面分析1万余条问题线索基础上,向“益心为公”志愿者发放1万余份调查问卷,进一步校准监督重点,将监督触角延伸至从田间地头到生产加工、从线上交易到线下消费、从城市社区到乡村医疗的全链条各环节。

各地在集中整治中突出“精准切入”和“类案治理”。

在食品非法添加方面,海南针对当地特色餐饮门店违规使用甜味剂等问题,推动行政机关开展为期3个月专项整治,检查经营主体2216家次,向228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以可量化的执法行动压实主体责任。

在食用农产品查验方面,安徽通过调取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排查,锁定269家存在未履行质量检测等前置程序即开具合格证明的主体,督促依法处罚,推动制度从“纸面”落到“地面”。

在药品及中药材质量方面,山西围绕“酸枣仁”以假充真问题督促集中整治,发现问题1500余项,对748家药店采取监管措施,释放对造假售假“零容忍”的治理信号。

在基层医疗卫生方面,陕西对乡镇药店、村卫生室等开展走访摸排,覆盖1400余家机构,推动整改问题918项,着力打通农村医疗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

针对食药安全问题类案高发、易反复、跨区域等特征,检察机关推进“类案集中攻坚”,在全国省、市级检察院因地制宜选取348个“小切口”开展攻坚。

青海围绕畜禽检验检疫发现部分证明虚假开具或重复使用,涉及1.95万余只牛羊,通过集中治理推动农业农村等部门检查销售主体1.4万余家,申报检疫300余批次,整改产地检疫信息8000余条,并建立检疫证明公开查询渠道,推动养殖、运输、屠宰全链条可追溯、可监督。

北京丰台聚焦批发市场追溯短板,推动经营主体完善销售记录、进货查验及猪肉数字化追溯试点,从流通端倒逼源头规范。

广东则结合案件办理推动地方标准落地实施,为预制菜包装标识等提供制度支撑,探索以标准供给回应产业发展中的监管空白。

前景——从“事后纠偏”迈向“事前预防”,以制度化、数字化提升治理韧性。

实践表明,食药安全治理不能停留在单点处罚、短期整治,更需要把案件办理转化为制度完善和行业治理能力提升:一是强化源头治理与风险预警,推动检验查验、追溯管理、抽检监测等机制贯通;二是提升跨部门协同水平,形成信息共享、联动执法、联合惩戒的闭环;三是加快补齐新业态标准与规则供给,减少监管空白;四是聚焦农村与基层末端的监管能力建设,以更可及的监管资源覆盖分散点位。

随着监督模型、数据治理与社会参与不断深化,公益诉讼有望在“抓前端、治未病”方面发挥更大效能,让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

从街头巷尾的茶饮店到偏远山村的卫生室,从传统农产品的质量把控到新兴预制菜的标准化建设,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守护着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这场持续深化的食药安全保卫战,不仅彰显了司法为民的初心,更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步伐。

当每一份检察建议都转化为制度性安排,当每一起典型案例都形成示范效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民生关切的有力回应,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