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二里头遗址因其宫殿基址和青铜手工业体系等发现，被视为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标志；但研究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文献记载和年代学研究显示，夏族兴起时间比二里头文化最早阶段还要早约两百年。夏代早期政治中心位于何处、如何与后来的伊洛盆地中心相衔接，一直缺乏系统的遗址证据。
从黄河泥沙下埋藏的古城到连接文献与考古的历史线索，高城遗址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了什么，更在于如何准确理解早期文明；只有遵循严谨求实原则，让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才能将关于夏代起源的讨论从推测引向实证。这既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公众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