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授衔工作进入“抠细节”阶段，个人避嫌与制度原则出现张力。 1955年9月，首次大规模军衔授予工作进入最后审定。由于军衔评定牵涉战功、资历、岗位和部队影响等多项因素，审核流程格外严密。总干部部负责具体组织与核定，处在“既承担评审工作、又可能被评议”的敏感位置。此前，个别参与授衔工作的领导提出将本人军衔下调一档，主要担心引发外界猜测，影响名单的公信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也提出“自降一格”，从拟授上将改为中将，希望借此回避可能的舆论压力。
一项制度能否服众，不只看它如何奖励功勋，更看它能否在有争议处守住尺度、在关键处坚持原则。赖传珠“避嫌降衔”的自觉与组织“依规授衔”的坚持相互映照，说明公正既需要个人清廉，也需要制度的稳定与定力。把功绩交给历史检验，把评定交给统一标准，把监督落实到程序之中，才能让荣誉回到应有的位置，让规矩成为最可靠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