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叙事中，五代十国（907-979年）长期被概括为“礼崩乐坏”。但最新研究提示，这种单一结论有必要重新检视。史料显示，尽管这个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五十三年间更换十四位帝王——大规模战乱主要集中在唐末三十年；进入五代后，各政权更多呈现相对稳定的割据格局。继续分析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上：其一，政治结构上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士族垄断。自汉代形成的门阀体系在此阶段加速瓦解，为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取向提供了制度与社会基础；其二，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南唐、吴越等国推行“保境安民”等治理策略——推动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重心南移趋势更为明显；其三，文化传播更趋向民间。敦煌文书等材料表明，说书等民间叙事艺术在这一时期明显兴盛。 值得关注的是，传统史观的偏向与后世史家书写方式密切有关。北宋欧阳修编撰《五代史记》时确立的负面基调，在一定程度上与理学强化“正统观”的思路相呼应。与之相对，近现代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材料支撑：浙江出土的吴越国石刻显示其曾使用独立年号；福建发现的会同十年碑刻，也显示出辽太宗时期中原政权更替的复杂性。 对学界争议较多的“十国”界定问题，研究指出现行框架存在选择性记录的现象。例如荆南政权仅辖三州却被纳入“十国”，而同期契丹、岐国等影响力更大的政治实体反而被排除。这种叙事差异，折射出古代史家在“华夷之辨”等观念上的局限。 当前学界正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尽量还原更完整的历史图景。社会经济史视角显示，租庸调制度的瓦解推动了新型契约关系的生成；文化研究则指出，说唱文学《太平年》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曾显著高于《三国演义》早期故事，反映出民众对近世历史题材的关注。
陈尚君的研究提示，历史评价不宜停留在简单的道德判断上，而应放在社会演进的脉络中加以理解。五代十国表面纷乱，实为中国社会完成重要转型的阶段性震荡。回望此时期可以看到，变革常伴随秩序重建的反复摸索，而这些尝试也为后来的相对稳定与发展积累了经验。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有助于更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