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外科诊疗体系薄弱、专科建制缺位，一度成为制约儿童救治水平提升的短板；彼时不少患儿只能成人外科接受治疗，疾病谱、麻醉方式、围术期管理与儿童生理特点不匹配，导致诊疗风险高、救治能力受限。尤其在急腹症、新生儿感染坏死等危重领域，死亡率高、救治经验不足，医务人员与家庭都面临巨大压力。 原因——我国现代医学体系起步较晚，战后医疗资源紧张、专科分化不足；儿童医疗更受制于人才培养周期长、设备与药械适配度低、标准规范缺乏等因素。另外，儿童疾病往往起病急、进展快，既要求外科医生具备精细操作能力，也要求医院形成麻醉、重症、影像、病理等协同体系，这在当时更是难上加难。张金哲院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选择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儿童健康需求紧密相连，以外科手术刀开辟专科建设之路。 影响——张金哲院士1920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工作。面对儿童“无专科可依”的现实，他推动于1950年在北大医院建立新中国早期小儿外科病房，1955年转入北京儿童医院，长期扎根临床一线，系统推动学科从“附属于成人外科”走向“独立专科体系”。 在临床救治上，他带领团队以急腹症为突破口，持续改进围术期管理与手术策略，努力把“高死亡风险”压到最低；对曾一度近乎“无解”的新生儿严重感染坏死等危重病种，通过改良术式、优化流程，将死亡率大幅下降。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又把攻关重点转向畸形与肿瘤等长期难题，提出让患儿“少恐惧、少痛苦、争取长期生存”的目标，医院率先推进儿童肿瘤外科专业建设，探索外科与药物治疗等多手段协同的诊疗路径，为后续多学科联合诊疗理念的普及奠定基础。随着体系逐步完善，小儿外科也从单一普外方向拓展出急症、新生儿、泌尿、肿瘤等多个亚专科，并带动麻醉、重症等关键支撑学科协同提升，形成较为完整的医教研防一体化格局。 在科技创新上，他强调“勤思、勤学、勤动”，围绕儿童组织脆弱、操作空间有限、减少二次创伤等临床痛点，长期从器械与术式细节入手改进，形成多项具有应用价值创新成果。器械创新与手术改良的叠加效应，使部分手术操作更精细、创伤更可控，也推动我国小儿外科对“微创、精准、舒适化”的理念不断接近。 人才培养上，他重视学科传承与规范建设，长期承担教学与带教任务，培养硕博士及高层次临床科研人才，带动全国小儿外科队伍壮大。其参与撰写与主编的专著、论文与学术成果，为临床规范、病例总结与学科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其中《张金哲小儿外科学》等系统性著作，集中呈现临床经验与学科方法，对业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更为业内称道的是其医德风范：长期坚持规范行医、廉洁自律，强调医生要让患儿减少恐惧、让家庭看到希望。高龄仍坚持查房问诊，体现对临床一线的深厚情感与对专业责任的敬畏。弥留之际，他按个人遗愿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与教学，把“奉献”延伸到生命最后一程。 对策——当前我国儿童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疾病谱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小儿外科仍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体系建设、区域医疗协同、危重症救治能力、药械适配与科研转化诸上继续补短板、强弱项。应加快高水平儿科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完善儿童麻醉、重症、影像等支撑体系，推动多学科联合诊疗常态化；同时加强关键器械国产化与适儿化研发，提升临床创新转化效率。医疗机构还应持续强化行业作风与职业伦理建设，把“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落实到流程设计与质量控制中。 前景——随着分级诊疗与区域医疗共同体建设推进，儿童专科资源有望更均衡地下沉到重点区域，更多儿童将获得及时、规范的外科救治。面向未来，小儿外科的发展方向将更加聚焦精准化、微创化与全生命周期管理，人工器械与新材料、围术期管理、肿瘤综合治疗以及新生儿危重症救治等领域仍有广阔空间。以张金哲院士等老一辈专家奠定的学科根基为起点，我国小儿外科有望在更多关键病种与核心技术上实现原创性突破，并形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张金哲院士的逝世是中国医学界的重大损失。从战火年代到和平建设，他见证并推动了我国儿科医学的跨越式进步。他的手术记录、发明创造和诊疗理念都印证了一个真理：真正的医学大家既需要开拓精神，更要心怀仁爱。在健康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这位世纪医者的精神将继续指引后来者前行。